商丘历史悠久,早在原始社会时期,这里已有人们的活动,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根据考古和文化普查,睢县出土的陶扁壶,柘城出土的隐匿纺轮,夏邑出土的陶板,永城王油坊出土的陶盆陶碗,以及众多陶制农具等,都证明商丘一带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中华文明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

  距今约一万年前,燧人氏居商,发明了人工取火,结束了人类茹毛饮血的蛮荒状态。这是中国远古文明到来的一个重要标志。人工取火的发明,给人类自身的发展和畜牧业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因而,商丘被公认为华夏文明之火的源头,燧人氏被称为华夏文明之火祖。至今,商丘古城西南三华里处尚有燧皇陵墓遗存。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先生说,“商丘曾是华夏文明之火的源头之一”。

  黄帝之后的四位帝王——颛顼、帝喾、尧、舜,都在商丘一带留下了足迹。晋书《地理志》记载:“颛顼始自穷桑(今山东曲阜北),而徙邑商丘(今睢阳区南部)(卷14)。”《帝王纪》记载:“帝喾高辛氏年十五而佐颛顼,三十登位,都亳(今睢阳区南)。”《归德府志》记载的更为详细:“帝喾陵在府城南高辛里,帝喾所都之地,帝喾都亳,故葬此……有宋太祖开宝元年诏祀帝王陵寝碑可考。(第910页)”据史书载,尧、舜也多在今山东西南之地繁衍生息。尧之弟契封于商丘,之子商均封于有虞。《括地志》云“宋州虞县,舜后封也” (卷3《宋州。虞城县》),便是有力的证明。

  契(即阏伯)封于商,成为火正,专门管理火,更是中国最早的天文学家。他在商丘为人民保存火种、观星授时,不但管理地上人间之火,满足生活的需要,同时观测上天之火(星),掌握天体星象运行规律,用以服务农业生产,满足人们生产的需要,创立发展了天体星象文化、农耕文化,丰富了商族文化。商始祖阏伯也就成了远古时期天文学的拓荒者、农耕文化的创始人,商丘也就成了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发源地。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对阏伯在天文历法方面为全人类所做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三皇五帝时期,商丘地处于黄淮两河下游中间地带,当时沼泽密布,河流纵横,气候温和,地势平坦,适宜于人类繁衍生息。远古人选择这个地方开发创业,至少可以说它是中华历史文化开发最早的区域之一。这一时期,商丘大地上还出现了汉字的创造者仓颉(黄帝的史官,虞城县王集乡有仓颉墓),酒的发明者杜康(夏王相的儿子,商丘人)。在这里,人类早期的活动,可以说是商文化发展繁荣的活水源头。

  契的孙子相土训服马并发明了马车,契的六世孙王亥训服了牛并发明了牛车,当时的商部落,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生活水平相对低下的情况下,已经能饲养猪、马、牛,畜牧业逐步得以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而相土、王亥也就成了中国畜牧业的创始人。

  商族自王亥之子上甲微开始进入了初始国家即邦国阶段。上甲微通过为父报仇登上邦君之位,成为“商人国家的缔造者。”

  夏朝末期,面对夏朝的没落,商汤进行“商汤革命”,灭夏兴建商朝,开启了从邦国到王国的历史。从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1046年,传17世31王,延续600年时间的商朝,健全与完善了国家制度,推进了社会的进步。

  商朝时期,出现了重臣伊尹这一中国的“元圣”(其所处的年代比孔圣人早出一千三百六十三年之多,史称“元圣”),他不但辅佐商汤王建立了商朝,被后人尊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贤相,奉祀为“商元圣”,还是我国奴隶社会唯一的一位奴隶出身的圣人宰相,我国第一位帝王之师,我国第一位见之于甲骨文记载的教师,我国有史以来公认的“烹饪始祖”,有史料记载的中药汤剂创始人。

  周初,商之后人、纣王庶兄、殷之“三仁”之一的微子,被周成王分封于商汤建都之地“宋”,以“奉其先祀”,后人以国为姓,形成了我国著名的宋氏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商丘为宋国。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为春秋时宋国大司马。可以说,孔子的祖藉在商丘。这一时期,还有出现了文哲大师庄子(约前369年—前286年,战国时期宋国人,名周,字子休,一说子沐),墨家的创始人墨子(亦叫墨翟,约前468~前376,春秋战国之际思想家、政治家,宋昭公时曾为宋大夫,存有《墨子》一书)。

  秦统一六国后,秦在商丘这个地方置砀郡,西汉建梁国,唐设河南道,北宋划京东西路,金代随北宋旧制将京东西路改为山东西路,是直属中央的一级行政区建制。元代虽将归德府划归江南江北中书省,但其辖境仍包括宿、亳、徐、邳四州,明清时期,这里称归德府。这里广阔的地域、密切的族群关系和丰厚的文化基础,使几千年的商文化的传流与发展更为灿烂辉煌。

  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在商丘斩蛇起义,商丘成为汉兴之地,刘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帝王。

  汉代是我国历史上强大的封建王朝,处于大发展时期。这一发展是对先秦文化成就的总结和升华。汉在此置重要封国----梁国,都睢阳。其辖境北至今河南滑县、浚县、内黄、山东冠县、河北馆陶,西至高阳(今河南杞县西南),南至胡(今安徽阜阳北),东至独山湖以东邹县,皆膏腴之地,为西汉大国、富国。梁孝王刘武筑梁园三百里,广招天下俊杰,文风大盛,枚乘的《长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梁怀王太傅贾谊的《治安策》、《过秦论》,经学博士戴德、戴圣的《大戴礼记》、《小戴礼记》以及焦延寿、丁宽的易学著作,皆出于梁国。今永城芒砀山西汉梁王陵墓群,有着惊世骇俗的文物发现。如此众多的典籍和胜迹遗存,展现了丰富多彩的汉梁文化。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代。这是一个战乱频仍、政权纷立和南北分裂的时代,在此期间商丘地域的行政区划多有变迁。三国时期,商丘地区属魏,魏国地方政区建置实行州、郡、县三级制,商丘隶属豫州、兖州,为梁国、陈郡、陈留国分辖。西晋政区建置基本因袭三国魏,商丘隶属豫州、兖州,为梁国、陈留国分辖,东晋时,商丘隶属兖州为梁郡。南北朝时期,中国分裂割据,政区建置更迭频繁,商丘先后隶属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后秦、北魏、北齐等,但在文化上也有新的发展。

  魏晋之际在意识形态上产生了一种唯心主义的玄学思潮,清谈之风盛行。梁国(今睢阳南)人杨泉,反其道而行之,深究“自然之体”和“自然之理”。他从研究天文、地理、工作、工艺、农业、医学等自然科学出发,提出了“所以立天地者,水也;成天地者,气也”的命题,著作有《物理论》、《太玄经》等哲学著作。此外还涌现出了以南朝骈(pian)赋大家江淹、名噪南朝的诗人江总为代表的江氏文化氏族(均系今商丘市民权县人),其著作宏富,影响甚深。江淹是南朝颇有影响的骈赋大家,历仕宋、齐、梁三个朝代,江淹才思横溢,诗赋精工倩丽,构思新颖,文风苍劲峭拔,脍炙人口,《别赋》、《恨赋》最为著名,世人有口皆碑,也为后人称道不已。江总,南朝陈大臣,文学家,善撰文,着有《江令君集》32卷。同时,南北朝北魏时期的巾帼女英雄花木兰为世代人传颂。

  隋唐时期。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民族融合迎来了隋唐经济文化的高涨,商文化获得了进一步的繁荣与发展。在隋代,通济渠的修筑意义重大。该渠以宋州首府宋城(今睢阳区)为要冲,西自洛水东至江苏盱眙入淮河,贯穿商丘大地数百里,河宽四十步,两岸筑路,杨柳成行,龙舟来往如梭,成为联络南北的纽带,对当时和以后唐宋两代中原和江淮地区之间经济和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此外,张巡、许远在睢阳誓死抵抗安史叛军,有力打击了叛军的嚣张气焰,使叛军无法越城以掠夺江淮财赋,为后来唐军平定安史之乱立下大功。此外,李白“十载客梁园”,以及杜甫、高适的梁宋之游,留下了诸多不朽诗篇,给商丘带来盛唐诗风,促进了文化繁荣。

  宋朝时,商丘作为赵匡胤的发迹地,大宋王朝称号的起因地,其政治地位更加突出,不可替代。后来商丘成为北宋应天府、陪都南京,宋高宗赵构曾在此即帝位,都说明了商丘在宋代具有独特的政治地位,是北宋重要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宋朝建立时,赵匡胤为归德节度使,治所在宋州,所以国号为“大宋”。同时,北宋统治者认为宋朝的建立是顺应了天命,于是宋真宗在景德三年(1006年)改宋州为应天府。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升应天府为南京,与西京洛阳、北京大名一起作为宋朝的三大陪都,三大陪都与东京开封,合称四京。正因为商丘是北宋的京城之一,才有后来宋高宗在商丘即帝位情况的出现。商丘交通发达,经济繁荣,是北宋财政经济的重要支柱。尤其是兴学重教,堪称北宋之最。晏殊知应天府,在戚同文讲学处和曹诚筑学府的基础上设立了应天书院,尤其邀请范仲淹任主教,使应天书院达到了辉煌的境地。应天书院居当时是全国四大书院(嵩山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之首,庆历三年(1043年),又升为南京国子监,其地位高于一般地方学校,与东京(汴梁)、西京(洛阳)国子监并列为全国最高学府,培养了众多的栋梁之材。在此读书五年又在此执教三年的范仲淹,在应天府为母服丧,写下了万言奏章《上执政书》,官至参知政事。他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国忧民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贵品德,成为后代文人学士为人做官的座右铭。天下奇才张方平从应天书院走出后,一直在朝廷工作,官至三司使,总揽了北宋朝的经济大权,针对当时复杂的社会问题,提出了诸多独到的政治主张,有力地配合了范仲淹的革新,著作有《玉堂集》二十卷,《乐全集》四十卷。在应天书院的影响下,一时中原学风大振,北宋时应天书院仅给应天府培养的人才,《宋史》中有记录的进士有30人,《宋史》中有传记的名人达38人。其中代表性的如名臣兼学者赵概,硕学名儒教育家戚纶和王砺、王洙父子,文学家王尧臣,著名经学家程迥(jiong),著名医学家王贶(kuang)等一大批文人学士。他们的著作颇丰,为商文化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明清时期,商丘商文化出现了一个繁荣发展期。首先这里经济发达,农作物的产量提高了,经济作物的种植得到普遍推广。明代商丘已成为产棉区,绵织业和纺织业都有很大的发展。手工业出现了四坊——酒坊、油坊、糖坊、豆腐坊和八匠——木匠、石匠、泥水匠、窖匠、铁匠、铜匠、银匠、扎彩匠,还出现了木板印刷,经济生活有了新的提高。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下,商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商丘成为全国粮食行业主要交易中心之一,黄河、惠济河、涡(guo)河各码头都设有粮油贸易市场。此外教育事业尤为兴盛。各县均设立书院、社学、义学和私塾,人才济济,名宦辈出。商丘涌现出了宋纁、沈鲤、侯恪、吕坤、杨东明、汤斌等一大批有影响的官宦人物,以致明代有“文武百官半江西,小小商丘四尚书”的俗谚。清顺治到乾隆三十六年,商丘中进士者达170人,为当时全省中进士总数的五分之一。学术研究之风甚浓,各种著述多达122部。特别是在明末清初出现了以侯方域、宋荦为代表的雪苑文化尤为突出。宋荦在当时诗坛上享有盛名,清代第一诗人王士贞评价他的诗“无愧于风雅之意”。侯方域的诗文在当时享有更高的声誉,他与汪琬、魏禧被誉为明末清初“古文三大家”,为发展与繁荣中华民族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商丘还是中华姓氏和姓氏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有史记载:帝喾之后,自契及其兄弟们开始,经数千年的分化,或以祖先名字为姓,或以国为姓,或以地为姓,或以官职为姓,或为赐姓,久而久之,派生出姓氏1249个,其中单姓789个、复姓460个。在汉族人口最多的100个大姓氏中,帝喾之后竟占59个。在《百家姓》438个姓氏中,有242个源于商丘。台湾省的“陈、林、黄、张、李、王、吴、刘、蔡、杨”10大姓氏中,有7个姓氏族根就在商丘。除帝喾后裔外,有据可查的姓氏在商丘还有葛、虞、陶、陈、田、桑、甾、犬、火、睢等。3000年前的周朝初年,契之后人、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封于今为商丘之宋地,为宋国,历26世,34君,共755年。宋氏以国号为姓,并衍生出宋、戴、殷等众多姓氏。近年来,这些姓氏的后人不断在商丘举办寻根谒祖恳亲活动,其代表人物和华侨、港澳台胞聚会商丘,对商丘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商丘宣传部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