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提中国模式
国务院学位办副主任郭新立受邀为会议做报告，他谈到了自己“对过去100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认识”：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到了可以更好地把握规律的时候，到了形成自己特色的时候，也就是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模式。
尽管，他认为，我们的大学在学术领军人物、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在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与世界一流大学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但他还是乐观地判断：“通过中国模式的发展，我们现在具备了向世界一流大学冲击的较好基础。”
南京大学校长陈骏忍不住向郭主任提问：世界一流大学看起来有多种标准，是不是存在中国模式？为什么要提中国模式？郭新立的回答让人听起来觉得有点勉强。“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定要体现中国的元素，打下中国的烙印，你说这是不是中国模式？”他说，“我认为从中国的发展出发就是中国模式”。
接下来几位谈到中国模式的大学校长，都没能对它作出清晰的界定或具体的设计，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此寄予厚望，并高调以类似于口号的形式提出。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他的最近一篇文章中对中国模式作了大致的限定：如果我们在所谓的西方，即从美国到瑞典的那些国家归纳出某些他们共有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中国恰恰没有。同时，中国又有一些东西是那些国家都没有的。那大概就是中国模式了。如果以此来衡量中国大学的办学之道，我们又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有人认为，大学校长们的中国模式论其实反映了他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急切心情和试图告别生活在西方阴影下的想法。杨玉良校长就希望中国一流大学能有文化自觉与文化担当。他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长期处于学习、模仿、追随西方的状态表示不满。“如果我们不摆脱这种外部价值观的统治，发展中国的大学，就很难改变其依附和从属的地位，而站在世界知识体系的中心和前沿。”杨玉良忧虑地说，如此一来，建设一流大学就是空话，就是一种自娱自乐，关起门来自我安慰性的东西。
在这位校长看来，突破的关键在于，我们的一流大学建设一定要走出中国特色的新路。他充满激情地说：“中国的大学应该是独立自主的大学，应该独立自主于西方设立的规范和限制，应该是坚守和体现出中华民族文化特征的大学，而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学舌之鹦鹉。”因此，他认为，对今天中国的一流大学来讲，除了要争取世界各国大学成功的两大要素：大学自治和学术思想的独立自由，还要加上“我们自己大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概念，意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
清华大学副校长袁驷列举了世界一流大学的某些共性，如若干学科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教师队伍中拥有一批国际一流水平的学术大师，具有优良的大学精神和先进的教育理念。同时每所一流大学都为本国本民族作出了突出贡献。他说：“在这样一个民族国家时代，没有超越国界的大学，他们对人类的贡献，首先在于对所在国家实现现代化或者保持强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首先必须赢得国内的普遍认同，仅从这一点来看，它们距离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还有不小的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