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儿女能读书上大学，蓝田忠每年离家都拟好遗嘱，从四川资阳老家回到北京房山的矿上。这一干就是8年。2010年，蓝田忠和15名工友，被查出患上了尘肺病，但矿也因政策原因被关闭了。 “我认命了，但不后悔，我的命换来了娃娃们上大学的机会，至少他们不用再跟我一样了。”说完，50岁的蓝田忠，转过头悄悄抹泪。 (3月20日《新京报》)
蓝田忠跟其他600万尘肺病患者一样是悲哀的，他们透支健康和生命换来的收入，可能无法为其后续的治疗埋单。或许很多人没有见过尘肺病患者晚景的悲惨，但若是目睹了他们在人生最后阶段，被折腾得面目全非的样子，恐怕很多人会惊恐万状，心中的阴霾也将挥之不去。尘肺病如此恐怖，然而依然挡不住一些人继续迈进的脚步，如同蛾子扑火一样，用生命作为代价，去换取接受教育的权利，底层群体的生存状况如此悲怆，令人不免动容。
从最不幸之中寻找安慰的话，蓝田忠还算得上幸运。毕竟用命换子女上大学的愿望得到了实现，孩子的努力与刻苦，让其获得了期冀中的回报，而艰难的维权成功，也可以聊以自慰。但更多抱以同样期待的人，恐怕未能如愿，孩子不但没有步入大学殿堂，还可能因为留守而学坏。患上了尘肺病，即便像张海超那样“开胸验肺”也未必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在他们面临死亡的那一刻，其身与心的痛苦，恐怕非旁人所能洞悉。
要获得免受恐惧的生存，弱者就应当受到照顾，要获得公平正义阳光的照顾，底层的艰难就应当得到重视。“穷人经济学”和“穷人教育学”不能仅是一句动听的口号，而要成为实实在在的措施和行动，并转化成可以感知的成果。
我们有理由相信，假若社会救济再健全一点，教育资源再公平一点，底层向上的路径不是如此艰难而逼仄，谁又会拿生命去换不可知的未来呢？“拿命换儿女上大学”的悲怆之处在于，健康和生命的损失是可以预知的风险，而上大学的前景却难以预料，以一种近乎于赌徒的心态，去进行人生的抉择，这更是一个社会的悲哀。
假若教育补助更健全一点，每一个人都有平等上学的权利，“上得起学”和“上得好学”都能做得更好一点，不再为学费而愁的人，恐怕也不会如此义无反顾；假若劳动保护更健全一点，劳动权益获得更多的保护，罹患尘肺病的机会更少一点，“拿命换儿女上大学”就不会成为痛苦的源泉；假若社会的公平更多一点，成功和成长的机会更多一点，阶层固化不再根深蒂固，读大学不再成为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也不会逼得弱者拿命去换取。
只有在资源化生存的社会里，拼爹游戏成为一种可怕的潜规则，有关系的利用关系，有金钱的利用金钱，无资源可拼的穷人，穷得只剩“命”的弱者，才会如此坚定而决绝，才会如此悲怆而悲凉。或许，对于穷人们来说，有限的救助并不是他们最大的期盼，渴望一个公平的环境，更有机会参与平等的博弈，让自己的权利获得足够的保障，才是最急待解决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