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眼看着文文高考的日子临近，邱翠华仿佛又回到了三年前大女儿高考前的日子，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他们要是考不上大学，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在邱翠华的人生中，现在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努力工作挣钱，让3个孩子都考上大学，最好都能进入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最差也要进了郑州呀”。
邱翠华在北京一家公司里做保洁，一个月的收入大概是1800元，丈夫跟老乡一起做装修，活儿好的时候能挣上一笔，但是也经常“几个月在家里坐着”没事儿干。
所以，工作之余，邱翠华还兼了几份小时工，一年下来还能多挣1万多元。
这样，夫妻俩省吃俭用，也将将凑出三个孩子上学的钱。
“我们那里没出来的(没到城市来打工的)，孩子说不上就不上了。能不能上出来太不一样了，我拼了命也要让他们上出来。”邱翠华说。
社会中上层家长期望孩子“至少要拥有体面的人生”
通道另一头，处于社会中上层的家长也同样被恐惧和焦虑折磨着：他们怕孩子跌出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
袁女士和丈夫一起经营着一家设计公司，虽然谈不上大富大贵，但是生活还是相当富足。可是这两年袁女士夫妇没少着急，因为他们的女儿今年就要上小学了。
他们住在一个高尚住宅区，小区外走路五分钟就有一所挺不错的小学，但是，袁女士说什么也不想把孩子送到这所学校，因为小区附近有一个北京市五环内仅存的村庄。
“圈子，孩子所处的圈子很重要。在这所学校她周围都是什么人呀？她跟什么人接触就意味着将来她有多大的舞台。”
为此，夫妇二人用了近两年的时间折腾这件事。先是联系了国际学校，怎奈他们心仪的学校有的离他们家有二三十公里，有的需要孩子住宿，最后，他们托人花了几万元给孩子联系了中关村地区的一所名校。
“家长的心理是社会心理的投射。”北京教育科学院早期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廖丽英说。
虽然这一代父母大多数都是通过个人奋斗取得现在的成绩和社会地位的，但是当他们的孩子出生以后，却迎来了更惨烈的竞争。
于是，家长们只能作多手准备，既要拼命地武装孩子，还要维护好各种可能有用的社会关系，当然还要准备足够多的金钱，至少当能交赞助费的机会来临的时候，家长们不至于让机会从自己手上错过。
孩子每走一步都得拼上家长的身家性命，家长能不焦虑吗？
而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家长把压力转到孩子和学校身上，学校再把它那部分压力继续转到孩子身上。一位从事学前教育研究的专家介绍，一次他们去北京市一个示范幼儿园听公开课，“我们听的这节课，所有内容都按照这个年龄阶段孩子的特点进行设计，谁也挑不出一点儿毛病，但是隔壁教室里却请来了小学的老师给孩子们上数学、语文课。”
“压力就像多米诺骨牌，推倒了一张，后面的就会自动倒下。”北京教育科学院早期教育研究所所长梁雅珠说。
最终，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一种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家长怕孩子学不好输了未来，学校怕孩子学不好输了生源，尽管大家心里都明白，没有输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没有回撤的拳头是挥不出力量的。
家长要明白孩子的人生是孩子的
其实，很多家长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这么焦虑的，不少人看着襁褓中的宝贝时，都曾经暗下决心：一定要给孩子快乐的人生。
但是，随着孩子的长大，这样的信念很容易就动摇了。
“教育理想从孩子上学开始就不复存在了。”马女士的儿子现在上小学四年级。马女士一直从事教育辅导教材的编写工作，曾经十分坚定地按照儿童成长规律培养儿子：每到周末他们父母就带着儿子去爬山、去接触大自然，或者把小朋友聚到一起开party。
现在马女士的儿子已经小学四年级了，“真的很难坚持，”一次，学校开家长会，老师在班上点着儿子的名字说：“×××的家长，您的孩子数学成绩下滑了，赶快到外面报个课外班吧。”
“这样的谈话我一次可以承受、两次可以忍受，但是次数多了我也会受不了。”马女士说，“我也会怀疑我的坚持会不会害了孩子。”在慢慢怀疑中，理想被放下了。当有一天猛一回头时，“你会发现你已经没有了理想，变成了一个现实的妈妈。”
廖丽英指出，一个成功的家长不在于有多高的学历，掌握了多少知识，重要的是保证自己的心态不受社会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