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妻子被杀死后,廖崇舟保持着一种极度悲观的人生观。采访即将结束,他忽然指向窗外:
“你看街上这些人,好像大家都走得很平静,其实大部分是不满,心里有一股怒火随时可能爆发。”
窗户外面,行人三两、卖水果的小贩以及廉价的霓虹灯闪耀,我问他为什么。
他对记者说,“可能是我心里有怒火,也就觉得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平。”
2012年4月28日,廖崇舟的妻子陈妤娜在医院里被自己的病人王运生刺中28刀身亡。
8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我在衡阳一家咖啡馆见到廖崇舟:一米七五左右、平头、黑色半框眼镜、眉头紧皱。
谈话的两个多小时里,我大概三次看到他露出笑脸,分别关于女儿的舞蹈证书、妻子生前体贴的照顾以及医院和政府的态度,最后一次是苦笑。
没有眼泪,没有歇斯底里,大多时候平静而克制。只有一次,我问到他对于凶手的态度,他的声音忽然高了起来:“只要他死!”
他把这种克制归因于自己性格的变化:魄力不再,害怕和人争执,“就怕别人戳这个事情,我说话的声音都不如以前大了。”
甚至飞来的横祸会让他觉得“比别人低一等,那个东西永远罩在你头上,是你的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