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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河南人用幽默把1942年灾难的严峻融化了

来源:大河网-河南商报2012年11月26日 07:48【评论0条】字号:T|T

  河南商报记者 李肖肖 陈和生

  早在11月15日,河南商报记者就已在北京专访了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震云先生。他是小说《温故一九四二》的作者、电影《一九四二》的编剧。

  在两个小时的专访中,他详细介绍了小说和电影的创作源起、创作过程和鲜为人知的细节,以及他对文学、生活、故乡等方面的理解。

  当天,专访结束后,他还亲自安排河南商报记者在全国报媒中率先观看了电影《一九四二》的原片。

  在电影《一九四二》全国公映新闻发布会举行之际,在河南商报纪实版《一九四二》持续刊发之时,河南商报特将此专访刊发,与读者分享。

  关于小说

  “1942年的河南,等于有三个奥斯维辛集中营”

  河南商报:1992年出版《温故一九四二》的原因是什么?

  刘震云:其实《温故一九四二》并不在我写作的计划或者想法里,我从来没想过写非虚构类的作品。1991年的时候,钱纲(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想编灾难史,但他没从春秋战国编起,而是从20世纪开始。

  灾难在中国不难找,很快找到了100个,等于几乎一年一个。1942年河南旱灾是其中很大的,因为我是河南人,他就找到了我。但是我对1942年没有概念,他说1942年死了300万人,我对300万这个数字也没有概念。他比较说:二战时期纳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迫害的犹太人是100多万人,也就是说,光在1942年,河南等于有三个奥斯维辛集中营。

  这个数字对我比较有触动,我说我回老家看看。当回到老家的时候,首先遇到的问题是,1942年的亲历者和后代把1942年也给忘了,《温故一九四二》里有,我姥娘说1942是哪一年?我说饿死人那一年。她说:“饿死人的年头太多了,你说的到底是哪一年?”

  河南商报:遗忘对你的触动,比300万这个数字更强烈?

  刘震云:对。遗忘有两种,一种是事情不值得记起,另一种是一件事发生得太频繁了。一个事情发生得太频繁,就容易忘记。在中国,饿死人不是个特别的事,饿死300万人也不是个特别的事,所以容易遗忘。再往下调查,饿死300万人不仅仅是因为旱灾,还有战争。

  河南商报: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

  刘震云:当时中国在国际上是个特别贫弱的国家。日本1931年“九一八事变”,占了东北,1937年“卢沟桥事变”,占了整个华北华南,但是占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一直没对日本宣战,就像强盗进你家烧杀抢掠,你不敢说“我跟你打吧”。什么时候宣战呢,1941年12月9日,距离1931年整整十年。

  1942年,河南发生旱灾的时候,日本大兵压境,因为跟美国发生了太平洋战争,他就想巩固中国这个战略后方,掠夺战争资源、人力资源、物质资源,所以想把河南占了。

  这个时候中国政府最大的智慧是,一个地方发生了这样的旱灾,相比于国际上别的事,是一件特别小的事,比如和英国关系、美国关系、苏联关系,一个处理不好,这个民族就会走向另一个方向。所以它无力救助旱灾,就想把河南丢给日本人,日军发现后,就不进攻,这就把战争转成了政治真空。河南人就在这种政治真空中,往陕西逃荒的路上一个个饿死的。

  “用幽默对付灾难,就把严峻融化了”

  河南商报:这是你对1942年的探究?

  刘震云:当然,1942年如果探究到这种地步,是可以写部不错的作品,但是当我把这些事实从1942年打捞出来,又摆到这些幸存者面前时,他们的脑子开始转了,他们的“转”给你提供了亲身经历的细节,这就是300万人面临死亡的态度。

  河南商报:你一直提到“态度”,这是种什么样的态度?

  刘震云:如果是一个欧洲人或一个美国人,遇到这种事会想为什么死,到底是谁把我饿死的,但是河南人给这个世界留下的是最后的幽默。老张死的时候,会想起好朋友老李,老李在3天前死了,老张最后的想法就是“我比老李多活了3天”。一个民族面对生死的态度,一定决定了生存的秘籍。这个秘籍就是幽默和自嘲。

  另外一个就是面对这种灾难的严峻,你能用严峻对付严峻吗?这时候严峻就变成一块铁,你反抗就是鸡蛋碰到铁上。但是如果用幽默来对付,严峻就变成了一块冰,到幽默的大海里就融化了。真正让我震撼的,是300万人面对死亡的态度,幽默的态度,是与众不同,与别的民族不同,这就是我写《温故一九四二》的缘起。

  关于电影

  一部电影的19年“孕育”历程

  河南商报:把《温故一九四二》拍成电影,这是怎样一步步实现的?

  刘震云:冯小刚最初提出来,他的想法确实在别人看来非常疯狂,一开始是非常危险的事,因为首先有几个不可能。

  把这个小说改成电影不可能,没有电影元素,故事、人物、情节、起承转合的结构,它都没有,就是一个调查体的材料的堆积。所以他一开始说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是1993年,到现在19年了,我当时说想一想,别着急,后来开了个论证会,所有专家都说这个不可能,因为它不具备,没有这些元素。

  就像做羊肉烩面,要有羊肉、白面、葱姜蒜,都得有,这都没有,怎么可能,疯了吧。

  所以会开完,我问小刚弄不弄,他说,弄吧?那就证明他一定看到了电影元素背面的。我们看到了今天,是不是小刚看到了昨天和明天?他说,其实对《一九四二》特别感兴趣的是幽默,《辛德勒名单》严峻,这个幽默,说明他看到的是态度,灾民的态度、作者的态度,这比里边的电影元素重要。

  缺少的东西从哪来呢?一个在宾馆里边大家商量,另一个就是像你们一样,走一下灾民的路线、委员长的路线、日本人的路线、白修德的路线,接着就上路了。几大路线走的时候,缺少的东西自己就出来了,所有的人物都是自己生长出来的,老东家一家、佃户一家,这些人物小说都没有,自己就生长出来了。

  还有就是19年了,拍摄这个影片几起几落。19年坚持下来,为什么?我觉得作为一个导演,一定不是因为要拍这个电影,而是走逃荒路,和灾民有了血肉相连的关系。另外就是这个剧本本身,别的导演来拍,也是不可能,因为几大方面不见面,灾民和委员长、日本人、白修德、天主教会都不见面,在一个戏里,几个主角不见面,戏能成立吗?咱几个不见面,演一台戏,怎么能行呢?小刚说,你说行就行,为什么呢?好就好在不见面,不见面这就形成了政治真空。是不是更深刻一些?另外就是用幽默的态度对待,是不是更悲凉一些?生活原理和艺术原理,小刚比别人参悟的要不同,要深刻。看了就觉得是他拍的前所未有的。

  河南商报:这部电影的看点,或者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怎么完美实现呢?

  刘震云:第一,电影很特别。态度特别,出来的态度是灾民的态度,看了很多细节,幽默,笑了之后更悲凉。第二,内容特别。因为一场旱灾死了300万人,各大方位的错动,气势恢弘。第三,全明星阵容,这个吸引力也很高。在别的剧里你可能是主角,这里就几句台词,另外还有好莱坞的影帝,聚集在一个片子里。第四,有原来的小说,有刘震云的名字。第五,有冯小刚的名字。几大因素聚集到一起了。

  我跟小刚还说呢,也许1993年拍了,就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那时候能拿出3000万元,就是天文数字,而且那时候小刚拍电影的经验还不很丰富,后来19年中拍了那么多大片,攒了那么多好口碑,这肯定对票房也有拉动作用。

  重要的是,19年,不管是小刚,还是我,我们对生活、对艺术、对自己、对1942年的认识,和19年前不一样。更重要的是,19年中正因为有了这么多积累,投资跟以前也不一样,两亿多元的投资,能够达到“前不见头后不见尾”,3000万元你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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