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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公开日记破译蒋介石“豫灾心结”

来源:大河网-大河报2012年11月29日 14:07【评论0条】字号:T|T

1942年河南大饥荒期间,郑州1700多家商店几乎全部关门。 (宋致新、刘海永供图)1942年河南大饥荒期间,郑州1700多家商店几乎全部关门。 (宋致新、刘海永供图)
新郑县贴出欢迎白修德、福尔曼“查灾”的布告(资料图)新郑县贴出欢迎白修德、福尔曼“查灾”的布告(资料图)
宋致新女士解读蒋介石“豫灾”日记宋致新女士解读蒋介石“豫灾”日记

  □记者 孟冉 文 李康 图

  1942年的官场贪腐成风,来报灾的可能是负责的官员,但更可能是想中饱私囊的贪官污吏。

  河南大饥荒灾情是真是假?是大是小?信还是不信?

  电影《一九四二》中,蒋介石直到见到白修德拿去的狗吃人的照片,才“腿抖了一下”,终于相信河南人遇到“吃的问题”了。

  然而,对1942年河南大饥荒研究最为深入的宋致新女士在解读了美国胡佛研究院解密的蒋介石日记后,

  却向本报独家披露了另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破译当年的蒋委员长何以发出“奈何苍天上帝,盖速救我危亡乎?”的喟叹的密码。

  新闻“噤声”

  重庆记者被捕洛阳报纸遭停刊

  1943年3月至5月,赵悔深从洛阳到郑州再去汝南,踏行灾区,以“流萤”署名,采写了10多篇通讯,不久结集为“豫灾剪影”,由前锋报社出版。

  前锋报是李静之自筹资金创办的民营报纸。“李静之是方城人,思想进步。前锋报不用官费,为的是不受国民党官方牵制。”宋致新透露,父亲是前锋报聘任的第一个特派记者,他采写的系列灾区报道成为这家刚刚成立的新报纸的“开炮之作”。

  1943年2月初,重庆的另一家知名纸媒——大公报,先于前锋报披露了河南灾情。“一个叫张高峰的记者发了一篇《豫灾实录》,还配发了社长王芸生写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重庆是陪都啊,蒋介石一看,恼了。结果,张高峰在河南被捕,报纸被停刊3天。”据宋致新讲,前几年她为了解张高峰被捕详情,颇费了一番周折:好不容易在天津找到了张高峰下落,不料此“张高峰”,却不是大公报的“张高峰”,但他们却都是记者,年龄竟也相仿。后几经努力,才找到张高峰之子张刃、张攻,了却了心愿。

  这次寻找,给宋致新带来一个意外的惊喜。1938年,父亲成为范长江执掌的“青记”(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的简写,成立于1937年11月,是中共领导的全国性新闻记者组织)成员,而张高峰也是“青记”干将。“父亲生前说,他和张高峰曾在北京匆匆见过一面。”宋致新透露,因“实录”豫灾遭殃的不止大公报。1943年2月底,洛阳行都日报刊发《日趋严重的河南灾荒》一文,报纸被洛阳新闻检查处停刊3天。

  对此事,时任郑州专署秘书的陈兆新曾撰文回忆,说当局封锁灾情报道的做法并不奏效,郑州一个印刷厂经理从洛阳返郑,带回了数份被查禁的报纸,很多人传阅。

  “豫灾”日记

  破译蒋介石对河南大饥荒复杂心态

  多年来,在宋致新及家人的不懈努力下,发掘出很多河南大饥荒的档案史料。更让她兴奋的是,前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拿到了蒋介石关于“豫灾”的两则日记,如获至宝。“目前,这两则日记还没公开发表,是蒋介石研究者杨天石先生在美国胡佛档案馆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本中抄录的。”她说。

  1943年4月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注意(三),郑路(注:郑州陇海铁路)沿线浅葬暴骨,为狗所食之惨状。严电蒋、汤。又郑州专员与司令谄事外人,日与谎报灾情。”

  对此,宋致新分析,对河南灾区“狗吃人”、“人吃人”的残酷现实,蒋介石内心深受震动,但作为有着超强自尊的国家领袖,他对外国记者跑到河南灾区扬自己“家丑”,十分恼火。于是,蒋介石电令第一战区司令部长官蒋鼎文及汤恩伯部迅速浅葬郑州铁路沿线的饿殍,以免有碍观瞻,并对郑州专员和司令“谄事外人,日与谎报灾情”表达不满。

  事实上,当年3月间,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福尔曼亲临河南灾区,确实受到郑州专员王光临“亲率新郑县长及绅士等五六人迎接”,并获得了一些真实灾情。

  两天后,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河南灾区,饿殍载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呼!若不使倭寇从速败亡,或再延长一二年,则中国势难支持。余将不能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矣!奈何苍天上帝,盖速救我危亡乎?”

  “日记透露的信息表明,虽然蒋介石对河南大饥荒已有所闻,但在他接见两个外国记者之前,绝不可能会有人像白修德、福尔曼那样,当面对他毫不隐讳地直言禀告,他也未必了解大饥荒惨烈到如此程度。”宋致新认为,蒋介石的这两篇日记,为他以后对河南灾区所采取的政策提供了佐证:一方面,他开始部署救灾;另一方面,他惩处了一批造成“外泄灾情”的人,制定了阻挠外国记者采访等新闻管制措施。

  至诚愿景

  我们心里

  应留个位置

  祭奠长眠同胞

  “大饥荒之所以愈演愈烈,除了公认的‘水旱蝗汤’,我认为更跟当局的战略有很大关系。”在自己尚未出版的新著《1942:河南大饥荒》中,宋致新认为,1942年到1943年间,国统区还有不少省份丰收,如果抓紧救灾,是有足够时间和力量把河南一省之灾降低到最低限度的。但是,国民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在“军事第一”的口号下,征粮有增无减,加上从上到下贪污腐败、私卖公粮成风,最终酿成灾情日趋严重,大批百姓夺路出逃。

  对民间“1942年河南大饥荒持续两年半之久”的传言,宋致新并不认同。“1942年7月开始呈现的河南大饥荒,到1943年6月,已随着小麦成熟而得以缓解,广大灾民开始从死亡线上复苏。”宋致新说,相关史料和新闻报道显示,1943年下半年,灾民们陆续回到故乡,重建家园。但到了1944年春天,随着日军在中国发动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计划,又一场战争灾难降临了。

  宋致新说,300万河南人民因大饥荒而惨死,我们要永远记住这段极不平凡的历史。“70年了,我想,我们是否应该建立一个1942年河南大灾纪念馆?至少每个人在自己的心头留个位置,祭奠长眠地下的河南同胞……”

  宋致新

  1949年生,女,开封人。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自上世纪80年代始,宋致新根据其父母的亲身经历和感悟,特别是父亲赵悔深遗存的10余篇《豫灾剪影》系列新闻报道和70多篇有关河南大饥荒社评,并结合国内外诸多档案、史料及当事人访谈,对“1942河南大饥荒”进行了全方位探究,是目前国内最具权威和影响的河南大饥荒研究学者,其修订版新著《1942:河南大饥荒》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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