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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1942:“汤祸”之后的“河南民变”

来源:大河网-大河报2012年11月29日 14:11【评论0条】字号:T|T

汤恩伯(左)与白修德(宋致新、刘海永供图)汤恩伯(左)与白修德(宋致新、刘海永供图)
刮树皮充饥的难民(宋致新、刘海永供图)刮树皮充饥的难民(宋致新、刘海永供图)

  □记者 王磊 游晓鹏 实习生 田丹丹  

  与电影有关的

  与电影无关的

  河南人都知道“水旱蝗汤”是四大害。但是,电影《1942》里,四大害之一的“汤”却只字未提。是因为蒋鼎文作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比汤恩伯官大半级,所以一把手问责?还是蒋的指挥所在洛阳,离老东家逃难的地点更近一点?冯小刚一把掀开了1942的帷幕,却轻轻放走了汤恩伯。

  也对,电影结束时饥荒还未结束,日本人还没打过来,汤恩伯还没机会上演后饥荒时代的大溃逃。

  百姓饿死,喂饱的国军一触即逃

  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受到重创后孤注一掷,发动了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即湘豫桂战役。4月17日,日军渡过黄河,在历时38天的战斗中,以5万兵力打垮了拥有40万兵力的汤恩伯部队,占领了豫中30多个县城。当汤恩伯部向豫西溃退时,山区民众到处截击他们,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部队官兵,造成部队的重大损失。同年7月,河南南部桐柏山数万农民组成“国民救国军”,抗击国民党军队镇压。

  “河南民变”因何而起?真的像汤恩伯所说,河南人都成了汉奸?

  11月16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叶县县城西的大林头村。1940年,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把指挥所设在了这里。

  63岁的大林头村村主任王保山,至今仍记得村里老人对汤恩伯的评价:“他们都说‘老汤’是个老鳖精。有一天,‘老汤’的炊事员早上起来做饭,缸里面有只老鳖,炊事员就捣它,哎,一捣,‘老汤’的脊梁疼,后来收拾了炊事员。”

  王宝山说,这故事不论真不真,都说明老百姓对汤恩伯有怨气。据叶县当地人王影湖回忆,汤恩伯驻叶期间,军民关系十分紧张。1942年,汤恩伯借口保证军粮供应,下令“封仓贮粮”,造成粮价飞涨。  

  1985年出版的《河南抗战史略》记载:“1944年河南战役爆发后,国民党军队畏敌如虎,一触即溃,逃至豫西伏牛山区,杀人放火,抢劫民财。豫西民众在求生不得的情况下,纷纷揭竿而起,围攻祸国殃民的国民党军队,收缴其枪支弹药。腐败透顶的国民党军队整团整营被缴械,也有不少国民党官兵乘机将收集的武器变卖给民众……豫西民众在不到一个月的短短时间内,收缴国民党军队枪支达十万余支……在豫中叶县,数千农民为求生存,发起抢粮斗争,将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搜刮来的二百多万斤军粮一抢而空……”

  曾深入灾区采访的《前锋报》记者李蕤回忆说:“(汤恩伯的军队)走私贩毒,无所不为,被称为‘商业化部队’;(民间)流传有‘宁使日本兵烧杀,不让十三军驻扎’的民谣。”

  与汤恩伯军队遭遇“河南民变”形成鲜明对比,国民党第四集团军军民关系融洽,洛阳一役得到百姓大力支援。该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回忆,洛阳一带战斗打响后,“输送军食、伤兵,皆人民自动为之。有数日战事激烈,伤兵众多。妇女协助运送(后运百里至白马寺医院)。故能保守阵地,完成任务者人民之助力甚大也”。

  事后,河南参议会通电中亦说:“人民袭扰各军,何以不袭扰第四集团军,且帮助之,非纪律不良有以致之,即自己战败而诿过于人民。”

  缴了国军的械,用来打鬼子

  胡长生,70岁,叶县大林头村村民。1944年,他的父亲胡玉贵(1915年生,已经辞世)被汤恩伯部队强行拉到豫西。胡长生说,1944年麦收前,俺爹拉着牛车跟着汤恩伯往西逃,车上坐着太太小姐。

  国军沿途拉夫抓车,护送他们整箱满笼的货物及妻子儿女。行至豫西、豫西南山区一带,那里民风强悍,对这样的“国军”自然忍无可忍。特别到了宛西十三县,那里搞“地方自治”,有地方武装,对这些溃兵毫不客气,迫使他们交出手中的武器。后来,胡玉贵走到鲁山西四棵树村那里,山上的土匪都下来了。“人家也有枪,司令部就一个警卫连。俺爹他们拉的东西、武器啥的,都让土匪收拾了。”  

  大林头村82岁的老人胡宗堂14岁就加入抗战部队,身经百战,他说,“河南民变”时被截留下来的武器,绝大多数用来抗日自保,并未落入日军之手。

  《叶县志》记载,汤恩伯军队溃败时,抗日游击队也缴获汤军武器。“1944年6月,中共叶县地下组织乘汤恩伯军溃逃之机,率农民群众在任店镇等地夺取部分汤军武器。”夺取武器之后,当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组成游击队,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

  1944年9月《大公报》刊发的人物通讯《郭仲隗自河南来》也写道:尽管日军在侵占区对老百姓用尽了怀柔政策,但“敌人总是敌人,豫西的老百姓认识得十分清楚。宜阳、嵩县、伊川、巩县的军民或占县城,或据城外,都有三千至五六千支枪。他们互通声气,生死与共。民军首领都是平时老百姓爱戴的公正士绅或地方官吏,而如今则纠结了家乡健儿保住了一方清净……”   

  河南参政员

  领头弹劾汤恩伯

  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时,河南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也在匆忙中从郏县带着家人乘牛车随着人群往西逃,亲睹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

  郭仲隗之子郭海长为父亲所做的传略中提到,郭仲隗在途中听说许昌、郑州、洛阳相继失守,国军散兵游勇沿途抢劫,非常气愤,又相继见了一些由沦陷区逃出的友人,搜集到大量一手材料。他随后从汝阳抄小路翻越伏牛山,历尽艰辛,于9月5日抵达重庆。

  郭仲隗立刻在国民参政会上向军政部长何应钦提出口头质询,历数河南人深受“水旱蝗汤”四大灾害的惨痛遭遇,请求彻查汤恩伯等失职将领。“仲隗慷慨陈词,声泪俱下,激起全场愤懑,群情激动,一片要求‘枪毙汤恩伯’的呼喊声,会议亦无法进行,不得不宣布休会。”而郭仲隗等人提交的《申明军令严惩失机将领案》,要求连署的参政员超过百人。

  获嘉人聂长庆1942年前往重庆上学,受舅父指点投奔郭仲隗。聂长庆著文回忆,郭老曾讲述,他当年对着主席台上的蒋介石大声疾呼:“委员长如果再不管河南的事,我们河南三千万同胞,就只有去跳黄河,我们也不能去投日本。”郭老此言,实际上也是为被汤恩伯指责的豫西人民辩诬。

  为了平息群愤,蒋介石于次日宴请包括郭仲隗在内的国民党籍参政员,说汤的撤退是奉自己命令行事,企图为汤恩伯开脱。郭仲隗当场质问蒋介石的命令是如何下达的,问蒋知不知道汤于战事打响后就脱离部队,落荒而逃,连电台都丢了。蒋介石无言以对,非常狼狈,宴会亦不欢而散。

  当月,《新华日报》、《大公报》、《前锋报》等都刊载了郭仲隗等弹劾汤恩伯的消息,一时舆论哗然,举国声讨。但蒋介石最终只是将汤恩伯革职留任,戴罪立功。

  不过,在当年的黄山整军预备会议上,蒋介石也承认部队军纪败坏、不得人心是“民变”的主要原因:“我们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部队里面军风军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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