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马店重阳节的源头及其咏唱诗

　　岁时节俗，是极复杂的文化现象。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和高度文明的民族，祖先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有益、有趣的节日。这些节日往往都伴随着历史传说、神话故事流传下来，使节日蕴含着动人的浪漫色彩。在节日里，文人学士吟诗作赋，人们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寻求快乐，迎接吉祥。所以，它又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民众生活历史长河中荡漾而起的浪花。重阳节就有这样明丽的特色。

　　重阳节的源头，据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所载，“九月九日，四民并籍野宴饮。”按杜公瞻云：“九月九宴会不知起于何代，然自汉至宋未改，今北人亦重此节，佩茱萸、食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近代皆宴设于台榭，”又《续齐谐记》云：“汝南桓景，从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之曰：“九月九日汝家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 桓景如言，举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人带茱萸香囊，盖始于此“。这里说明了重阳节肇始地区和有关人物。

　　 汝南郡，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置，辖豫东南三十七县的大片土地，治所在今上蔡古城岗山，古城垣犹存。费长房，汝南人，东汉方士，“曾为市掾，”经常活动于今汝蔡地区，崇信道教，从仙人壶公学道。壶公是远地来汝南行医卖药的老翁，童颜鹤发，着道家衣冠，自称壶公。卖药治病，药到病除，贫人治病，不取分文，所得钱财，多施舍贫苦人家。奇怪的是房前悬一玉壶，天晚市罢，跳入壶中。壶公的神奇，只有费长房能看到，世人莫知之也。今汝南西北十五里，费长房遇见壶公的地方，唐天宝年间建了金碧辉煌的壶仙观，汝水绕观东流，是汝南旧日著名游览景点。费长房叩首发誓，祈求壶公收为弟子，壶公终于答应其要求，但费长房不能恪守誓言，中途辞旧。临行，壶公为其作符，嘱曰，“以此可主地上鬼神。”此后，他游走乡里，为众人治病，鞭笞百鬼，“驱使社公。”汝南的史志文献中，多半载有他在本地区降服鬼物怪异的活动，是个半人半神的特异人物。

　　从文献中看到，东汉汝南桓景，是个善良执着，笃信道术的人，他之所以随费长房游学，是缘于父母死于瘟疫，决心访仙求道来制服瘟魔，当他在深山找到费长房的居处时，见大门紧闭，在门外跪了两日夜。他的虔诚感动了仙师，遂收为弟子。当得知九月九日家中将发生灾难时，他严守仙师的教诲，准时带领家人登山，躲避了一场灾难。之后，重九登山、饮菊花酒、插茱萸以趋吉避凶的习尚就流传开来。桓景并不是显赫人物，可能是个比较富裕的农村道学先生，不然就没有随费长房游学的条件，家中也没有那么全的鸡、犬、牛、羊之类的牲畜和家禽。他登的山距家不会太远，所以“举家登山”才能够“夕还”。东汉汝南郡的治所，在今平舆县射桥北上蔡附近的古城，这地区一片平畴，沃野千里，只有上蔡城郊的冈山巍然耸立，自然环境的事实，限定了桓景登的山，只能是冈山即今的芦岗。

　　比较起来，九月九日“登山”的活动起源更早。据西汉《长安志》记载，西汉京城长安近郊有一座小高台，每到重九之类的良辰美景，就有许多人登台观赏。因登的是高台，就被人称作“登高”。有民俗学者认为，这就是重阳节登高的肇始。其实长安秋日“登台”的活动，目的在于欣赏天高云淡美好的秋色，是赏心乐事，游览散心的健身活动，与重阳日登山避灾断然不能混同，桓景的重九“登山”，才是真正的重阳节源头。但也应该承认，重阳正式定为节日是始于唐代。史传唐黎泌奏请皇帝批准，以中和、上巳、重九三天为三令节，节日活动与东汉以来风俗相同。也许这就是唐以后咏唱重九诗词骤然增多的原因。我们所熟知的如田园诗人孟浩然(公元689—740年)的《过故人山庄》写诗人在享受故人备办的鸡黍酒宴，开怀畅叙田园丰收热烈的气氛中，情不自禁的说：待到重阳愉快的节日，我会不请自到，还来“就菊花”的。

　　边塞诗人岑参(公元715—770年)在赴安西行军途中，想到长安重九赏菊、饮菊花酒的节俗，写出了《行军九月思长安故园》，诗云：“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遥想故园菊，应傍战场开。”诗圣杜甫(公元712—770年)沉疴缠身，《九日》诗中写道：“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在古诗中菊花和重阳似乎结下了不解之缘。黄巢(公元？—875年)《不第赋菊》诗中写道：“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气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赋菊》气势磅礴，“待到秋来九月八”，不仅为谐韵，也是为点出重阳节俗。咏唱重阳节的诗章中，最为脍炙人口的是唐王维(公元701—761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云：“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重九佳节他身在异乡，多情的诗人，想到亲情是互相的，由自己不宁的心情，品摩到山东诸兄弟乃至天下人共同的心态，写出了“每逢佳节倍思亲”传颂千古的名句。也正是由于佳节思亲，宋女词人李清照(公元1084—1151年)写的《醉花阴》受到宋明以来诗论家众口一词的赞赏，词云：“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词中写一少妇度日如年的郁闷生活。情人远别，伴随她的只有燃着瑞脑的金兽香炉和卧具玉枕纱厨；闺房一片沉寂中，觉得那断续的残烟，如同白昼一样悠长。突然间，想到重阳节到了，和情人分别又是一年。“玉枕纱厨”在往昔是和夫婿与共的，而今独对，倍感孤零。天色傍晚，少妇的孤苦实在难耐，对着菊花独自饮起酒来。赏菊饮酒，实是遣愁。旧时双双对饮，意气轩昂，而今独酌，更加烦恼。夜幕四垂之际，蓦地发现有暗香盈袖，不禁脱口喊出：“莫道不销魂！”而无赖的西风又把帘子掀了起来，她抬眼看窗外黄花，大吃一惊，原来“人比黄花瘦”。以萧瑟的秋菊，比闺中少妇独守空帷的清瘦与相思，其景无遗，，其情脉脉，凝炼真切，思妇的形象塑造更为逼真动人了。

　　历代诗人对重阳节数不尽的咏唱诗中，都离不开赏菊、插茱萸、登高的节俗，而且多为有感、伤别、思亲而发。但从河南上蔡县志史中看到，其古代诗人对重阳节的咏唱，却别具特色。诗人们重阳节登山不是兴之所至，而是视为不可少的活动，事前相约结伴而行，彼此告诫“菊花天气莫蹉跎”，并且，“囊中归味添茱萸，里心赔有菊花”，早有周到的准备。明末诗人-冀景隽《九月登楼有怀》诗因“无伴独登楼”，难免感到孤寂，美好的秋色也无心欣赏，看到的只是几株阴森的相国塚和荒烟蔓草中的玩河台而已。清代诗人李士英的《重阳偕友登玩河楼》却是别有一番景象。重阳节日将临，就“拟准重阳结队游”，到重阳日，诗人们雅兴满怀，结队登上冈山的玩河楼，放眼四望，“千秋落叶随风走，万里长江贴地流，村圃雨余鸦噪晚，关山霜冷雁鸣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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