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1月,郭兴出生在辉县金章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6岁那年,他瞒着父母,到林县参加了八路军。皮定钧司令员见他沉稳、机警,就派他回乡组建武工队。经过8个月,缴获了100多支步枪和两挺机枪。在他担任武工队长的同时,还兼任过辉县抗日政府圪针林一区区长、高庄五区区长和城关一区区长,兼任过县武委会主任和独立营营长。面对日伪顽杂的围追堵截,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胆略,以“比狐狸还狡猾”的睿智,炸碉堡,毁铁路,打日寇,锄汉奸,神出鬼没,出奇制胜,象匕首一样直捅敌人心脏,成了敌人闻风丧胆的“克星”。
武工队刚成立时,正是敌强我弱时期。狡猾的日本鬼子不是龟缩县城,就是躲进炮楼,很难找到他们的踪影。郭兴就化妆成日本鬼子,进城突袭。可他个矮人瘦,穿上日军服装,上衣过膝,裤腿拖地,不要说军官,就是士兵也不象。他就到骑兵团借了几匹战马,又找了马靴穿上,小胡子一贴,还真成了鬼子连长。一天下午两点多钟,他和化了妆的两位武工队员来到县城西关。日军有个规定,凡是当兵的看见军官,只许敬礼,不许靠近,不许问话。守城门的几个鬼子和伪军齐向他们敬礼,郭兴他们也不答话,掏出手枪就打。鬼子和伪军都愣了,还没回过神来,他们已驰到了县城中心。又有鬼子和伪军向他们敬礼,他们又是“砰砰”几枪。眨眼之间,他们又到了东门。东门守敌也急忙敬礼,他们又是一阵猛打。枪声之中,他们冲出东门,直到在旷野上跑出四五里后,后面才响起敌人紧密的枪声。那年,郭兴才17岁。
1943年麦收之后,日伪军倾巢出动,下乡抢粮。抢来的粮食堆放在南关西头艾家行的大院内,准备运往新乡大本营和敌军作战前方。为了切断敌人的供给,郭兴和3名武工队员,先是来到新乡至辉县的必经村庄鲁堡,换上日本鬼子的服装,然后押着一辆马车,马车上装着柴草,柴草下藏着煤油和手榴弹,乔装成新乡来辉的日军宪兵队,大摇大摆地进了南关街。
车到粮仓门口,一个伪军跑出来,拦着不让进。郭兴从马车上跳下来,嘴里“八格牙鲁”地骂着,抬手就要给他个耳光。随行的两个队员,连推带拉,将伪军架到门旁的一间帐房里,一刀便结果了他的性命。进了大院,有七、八个伪军正光着膀子,歪七扭八地躺着歇凉。郭兴叽里咕噜一通,一个队员“翻译”说:“太君让你们集合。”伪军站好队后,郭兴又叽里咕噜一通,那个队员指着一个空屋子,又“翻译”说:“太君让你们到那里休息。”伪军进去后,郭兴随即将门一锁,和队员们一起,飞快冲进粮仓,将手榴弹插在粮袋中间,将煤油泼在粮袋之上,将柴草堆在粮袋周围,一根火柴,粮仓便燃起了熊熊大火。
武工队员迅疾向郊外撤退,不料迎面正和跑来救火的鬼子相遇。为防鬼子怀疑,郭兴示意队员立即分散。郭兴跑进了一条死胡同。他一个腾越,翻过一堵小墙,跳入一户宅院。院内有个老头儿,先是一惊,但见他穿着皇军衣服,随即点头哈腰,满脸谄笑。郭兴说:“我是武工队的,你家有啥衣服,拿来让我换换。”老头儿的脸色变了,一口回绝:“没有”哪有这样对待武工队的老乡?郭兴警惕了,他掏出抢,命令老头儿把衣服脱下来,就在他换衣服的时候,那老头儿穿着裤头就往外跑。郭兴一把将他拉回屋里,看见墙上挂着伪军四大队队长秦守英的照片。一问原来他是秦守英的叔叔,是想跑出去给敌人报信儿。郭兴一枪就把他处决了。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李向阳打死那个送信的地主老头儿,就取材于这个故事。
在辉县,还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说是有次郭兴身穿花衣服,头扎花毛巾,挎个篮子,扮作回娘家的“新媳妇”,花枝招展地出现在日军炮楼前。3个日军看见了,“花姑娘”“花姑娘”地叫着,从炮楼内跑出来。“新媳妇”在前跑,鬼子兵在后面追。眼看快追上了,“新媳妇”把篮子往地上一放,就钻进了庄稼地。鬼子兵没追上“花姑娘”,注意力就转移到了篮子上。他们将蒙着白毛巾掀去,想看见篮里放的是啥东西。谁知是两个地雷,引线就系在毛巾上。只听“轰”的一声,鬼子兵登时被炸得血肉模糊了。
郭兴勇斗顽敌的事迹传遍了太行山的村村寨寨。1947年元旦,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的晋冀鲁豫军区发表通令,嘉奖郭兴率领的武工队为“规模武工队”。中共太行三地委也作出决定,号召“边沿各县开展郭兴运动”。新华社记者朱穆之随武工队采访,写了长篇通讯《人民的旗帜——记太行群英会郭兴模范武工队》。解放后,作家星夜深入采访,创作了小说《平原游击队》。长春电影制片厂又摄制了电影。自此,抗日英雄郭兴的故事传遍了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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