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每逢年关，返乡的年轻人也会到集市上去“凑热闹”。但更多时候，他们都坐在家里的暖炉旁，手指在手机屏幕上上下滑动，频繁地刷着“附近的人”，或者跟千里之外的网友聊天。村里有几个男青年，不用父母操心，就带回了“在QQ上聊来的媳妇”，而这种异地“自谈”的恋爱，不仅会让双方家庭谈判更加简单，也会大大降低彩礼的价格。
手机与互联网的普及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农村，旺盛的社交需求，以及对浪漫的天然向往，随着交往圈子的扩大逐渐释放，农村青年对婚姻对象的选择也越来越多、越来越自由。
在吕楼村，吕军东这一代人和他的父辈们，几乎都是在本乡内通婚，“过年走亲戚，骑上半小时的自行车就到了娘家”。而现在，村里来自外乡、外县，甚至是操着外省口音的媳妇越来越多。这些外地媳妇本来和吕楼村的青年一样，都是离开家乡到城市打工的，他们在城市相遇，然后恋爱结婚。这些变化在吕楼村老辈人那里是难以想象的。
婚姻圈扩大了，婚姻市场甚至延伸到国门之外，人们可以在更大的空间、更自由地选择结婚对象。只是，刚刚打开的农村社会，似乎还没有适应这汹涌的市场浪潮。
在贵州，学者刘燕舞调研的3个自然村里，当年选择和跨市、跨省女性结婚的占了一半左右。但是这些外地女性的婚姻极不稳定，3个自然村中，共有9个外来媳妇，最后“跑”了6个。这些出走的新娘重新回到了婚姻市场，留下的却是一条条“光棍”和一个个单亲儿童。
飞涨的彩礼
“万紫千红，一动不动”……这些彩礼口诀对甘肃庆阳偏远山区的农民来说，就像陇东的大山一样难以翻越。
万紫，一万张五元的人民币叠在一起；千红，意味着一千张100元人民币，一动，是一辆小轿车；不动，自然是房产。
在张湖所在的佛殿湾村，飞涨的彩礼让当下农村青年的婚姻多了一层买卖的意味。佛殿湾村，离庆阳有几十公里的路程，山大沟深，从市区到村里需要倒3趟车，再步行5公里。蜿蜒的山路环绕着陇东的大山，路的一旁就是悬崖，张湖家至今还住在一口破窑洞里。
在这个贫穷的村庄，村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借钱付彩礼，亲朋好友也大都会支持一下。毕竟谁都说不好自己家的孩子哪天结婚需要钱。
张湖家的二儿子正在读高三，如果考不上大学，也面临着娶媳妇的问题。张湖希望儿子能考上大学，他已经难以再承受一次彩礼的折腾了。
近几年，庆阳农村的“天价彩礼”，进入了增长的快车道，从2004年的不到1万元，快速跑进了2015年的15万元。
彩礼不仅是西北老张一家难以逾越的黄土高坡，刘燕舞等学者发现，越是经济条件不好的地区，近年彩礼涨得就越厉害，“供求决定价格，爱情少了含情脉脉，赤裸裸地遵循市场规律”。
河南东部一个村庄的媒婆邓孟兴说，这几年，在一女难求的背景下，他屡屡被坐上火箭的彩礼吓到。很多女方父母一开口就是六万六、八万八等吉利数字，这还只是彩礼，不包括买房、买车、酒席的费用。
房子正成为农村结婚费用中一个最大头的支出，女方已经不满足男方家里在农村盖新房了，不少女方要求在县城买房，再不济也得在镇上买房。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近一两年来回乡都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县城里的房价涨得厉害。
以鄂中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县城为例，现房的价格已经在每平方米七八千元，而武汉郊区的房价也不过如此。据该县县城一家房地产中介的老板介绍说，乡镇年轻人的婚房是抬高县城房间的主导因素。
事实上，大概也就在七八年前，豫鄂等中部地区的农村，男方给女方的彩礼也就是俗称的“三金三银”，金、银项链、耳环、手镯各一套。而现在，往往礼金就6万~10万起步，不少家庭都会为儿子的婚事负债累累。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刘锐的邻居小刘家已盖上二层楼房，可他母亲还想着再买辆车。闲聊时刘锐问道，你们平时也用不着开车，买来做什么呢？邻居的母亲回答，“媒人要看呀！你看，买车的人都找到了媳妇。”刘锐发现，这个村60多户已有10辆私家车，除了过年期间偶尔开一下，平时就搁在院子里睡大觉。
刘燕舞曾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彩礼变化进行过梳理。上世纪70年代到上世纪80年代，结婚对大部分农村家庭来说算不上是负担。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婚姻消费开始上涨，数额相当于一个农村劳动力年毛收入的三四倍，也就是说，一个劳动力不吃不喝，需要劳动三四年才能结得起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