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 萍 通讯员 杨文涛 李善喜

　　核心提示

　　从方城博望镇一路西行，穿过一片又一片旺盛的玉米地后，车子在包庄村口戛然停住。一栋栋农舍前，黄灿灿的玉米，红艳艳的辣椒，颗颗饱满的花生，透着农家日子的殷实富足。74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那场保卫战，仿佛早湮没在时间的洪流中。

　　“这就是当时的寨壕”，“那时寨墙打得厚，上边能走架子车”……8月26日，提起抗日，村民围上来七嘴八舌讲起来。耳边是生动的讲述，眼前是初秋收获的农家，让人一时很难想象战火曾在这个一派祥和的村庄燃烧。但即使时光带走了所有炮火硝烟，那段血染的岁月仍留存在村民记忆中：1941年2月3日，包庄一帮世代种地的农民，面对两千多名武装到牙齿的日本正规军，以血战到底的决心，打响了一场力量悬殊、无比悲壮的家园保卫战。

村民向记者讲述包庄保卫战

　　两千日军来犯

　　包庄人口中的寨壕，就是如今依然环绕村子的壕沟，只是水少了，宽阔的沟内遍布绿草。村正南处，一座普通的小桥横在寨壕上。“这是当年通往寨门的寨桥，寨墙在新中国成立后就没了。”83岁的包天恩说，清末包庄筑起厚厚的土寨墙，后来还购置了枪弹，“寨外的人有事就往寨里逃，土匪也不敢来这儿。”

　　1941年春节，这个土匪都不敢来的地方，传来了日军要来窜扰的风声。正月初八中午，探听消息的人慌慌张张回包庄报告：“两千多名鬼子正向这里开来，已过博望。”寨内闻讯，立即关闭寨门，所有护寨人员迅速持枪登寨，其他青壮年男女也都抄起兵刃棍棒以备紧急。

　　时年9岁的包天恩家住包庄外的党庄自然村，获悉日军来犯，一家人收拾后准备躲进包庄寨去。“我跟着大人拉着牛车刚跑出门，骑着军马的日本鬼子就到了眼前。”一家人跑到包庄寨桥边时，寨门已锁，寨墙上架着两架土炮，护寨村民正持枪警戒，他们只好拉着牛车跑往别处。

　　就在包天恩一家人一路逃难之时，一场力量悬殊的血战在包庄打响。

当时的寨墙打得很厚

　　四百多人的抗战

　　据村民讲，1941年包庄约有400多人，与两千日军相比实在悬殊太大。但让日军没想到的是，这小小村寨的村民竟有巨大的胆量奋起抗战。

　　村民宋海科说，听老人们讲，当日下午2时许，日军到了包庄寨外，命令翻译向寨内喊话：“寨上人听着，皇军说了，马上送出1万斤粮食，50头猪，在寨门上插上太阳旗。否则，踏平村寨，鸡犬不留。”守寨村民听了无不义愤填膺，一致要求与日军决一死战。这时，一个瘦高的日本军官正站在石磙上手举战刀指手画脚地吆喝，村民宋明卿率先向他开枪，“砰”的一声，日本军官像棵软大葱一样栽了下去，接着全寨枪声齐鸣，向敌军猛烈射击。

　　日军原以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控制这座村寨，谁知当头挨了一棒，恼羞成怒的侵略者，迅速把队伍拉开包围村寨。村民宋杏甫、宋甫林恐寨北有失前去防守，刚爬上北寨墙，日军的机枪便疯狂扫射过来。紧急中，宋杏甫将宋甫林推开，自己中弹身亡。眼见乡亲殉难，在场人员心中的仇恨之火再次高燃，他们高喊着为死难的乡亲报仇，集中火力向敌人射击。尽管敌人武器精良，攻势凌厉，但几次攻击都被阻击在寨壕以外，死伤数十人。

　　“日军久攻不下，便架起小炮开火。”包天恩说，当时小寨门被日军用刀砍开，大寨门则在炮火轰击下被打开了豁口，日军趁机冲入寨内。

　　日寇烧杀无恶不作

　　日军入寨，包庄迎来一场浩劫。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包庄人毫不畏惧，坚持户自为战、人自为战，与日军展开搏斗。穷凶极恶的日军进寨便开始了大肆杀戮。“双目失明的宋子灵老汉拄着拐杖，正站在路上大喊，‘娃们，打得好啊，快来打这些狗日的呀’！日本鬼子上前用刺刀把他活活捅死了！”讲到这里，包天恩唏嘘不已，“村里的宋连山只有十几岁，鬼子看他穿着校服，连刺几刀把他戳死了。”

　　包天恩家逃难时，奶奶留在了家里。“第二天我们回来后，才知道一个鬼子抢我家茶壶，把我奶奶胳膊打断了。”随包天恩家一起逃难的有个卢姓老太太，跑到半路不顾劝阻非回村拿自己的卖布钱，“在包庄东被鬼子一枪打中大腿，因流血过多死了”。

　　日军疯狂烧杀，包庄死难109人，到处是瓦砾、尸体，惨状令人不忍目睹。正当日军继续屠杀群众之际，驻在白河西岸的国民党军黄樵松部炮兵十六团闻知消息，便隔河对日军进行炮击。日军弄不清虚实，匆忙撤离。

　　时间虽已过去74年，但包庄不时会组织缅怀活动，纪念先辈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让一代代子孙铭记历史、勿忘国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