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一家超生6个孩子长期没户口 计生委：需缴70万

　　1982年，经人介绍，刚满20岁的王茂臣嫁到北京通州枣林庄，丈夫张伯增比她年长7岁。王茂臣的户口也随婚姻落至北京。

　　1984年，长女张松涛出生。孩子刚能坐起来，村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就敲开家门，主动为孩子上了户。也是在这一年，我国第一代身份证及相关制度开始使用施行。

　　女儿满月之时，开心的张伯增邀来亲朋，摆席庆祝，但种地为生的张伯增也始终认为，家里孩子要多一些，这样热闹。此外家里必须要有男孩，能下地干活。

　　而此时，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刚满两年，各地对超生处于严防严控状态。村里的房前墙后刷满各种计生标语，妇联主任带领着十余名计划生育宣传员，挨家挨户讲政策，“唠嗑时听到谁家怀了二胎，宣传员们会多次上门做工作：孩子不能留。”

　　张伯增回忆，即使脱口就能说出各种计生宣传语，但这并无法阻止自己的添丁念头，王茂臣也支持丈夫，“为他生孩子是理所当然的”。

　　1986年，张家老二出生，如张伯增所愿，是个男孩。

　　“计生事故”

　　然而，男孩的出生并未让张家就此停止添丁，反而像是打开了一道合不上的闸。此后间隔短或两三年，长则六七年，其余两男三女五个孩子接连出生。

　　这个7子家庭对村里来说是一场“事故”，一名曾参与计生工作的村民说，村干部曾多次告知张家，超生一个孩子，会影响整个村、镇、甚至区县的绩效考核，孩子上户也是难事儿。

　　多名村民证实，因计划生育衍生出的“一票否决制”，导致村里超生不敢上报，担心被扣除绩效、抹掉奖金。

　　同村村民张扬（化名）想要男孩，头胎为女儿后继续生育，被所在工厂辞去了带班班长的工作。村民李敏（化名）同样怀着再要个孩子的心情怀孕，计生干部敲门做工作时，李敏反锁家门，最后在姐姐家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