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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旬，被判缓刑的许林芳回到了这间土屋，继续和周德军的父亲和兄弟做邻居。
在血迹被时间模糊后，那些多年来同情许林芳的遭遇却难以过问的村民，那些在她被抓后热心地签名并按上红手印的村民，又形成了对许林芳新的期许。
首先，村子再次展现了它的宽容和善良：在为寿宴忙碌的三天里，许林芳和其他亲戚、邻居相处融洽。他们一起杀鸡宰猪、烧火添柴、布置碗筷、在水沟边合力清洗二十桌的盘子碗。在和这位“凶手”一起劳动时，死者的亲戚、邻里毫无异样。
耳朵不好的周老头一直坐在角落看着大家忙碌。他是家里最后一个得知儿子死讯的人。直到事发那天下午，周德军的姑姑赶到周德军家哭，他才知道儿子没了。老人全身颤抖，一激动晕倒在地。此前，老五骗他说，周德军和许林芳因为吵架吵得凶，被镇上警察带走了。
“开始生气啊，但现在好了。”他语气平静地说。饭桌上，他从许林芳手里接过饭。兄弟们对周德军讲不出什么正面评价，但周老头还记着他的一些好：“孝心还是有的，有时候给我夹菜。”
凶案仿佛是别处的故事，欢笑和仇恨一视同仁地被生活和时间消磨。
在宽容之外，村子也为一个贫穷的带孩子的寡妇设定了应有的形象。在失去了“妻子”的身份后，她必须当好“母亲”，把孩子拉扯成人。这是周德军的兄弟、父亲为她求情的重要原因，是许林芳烦恼的源泉，也是她还得以继续活下去的精神支持。
“小孩小孩要读书，房子房子要倒塌。家里开支那么大，你说怎么过啦，这个生活。”她常常觉得活着没意思，不想活了，但想到孩子，她又只能活着。
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房子。她不想让孩子们在这个布满裂缝和地洞的土屋里睡觉、吃饭。在公安局、妇联等的资助下，新房的地基已经平出来了，但她还缺盖房子的钱。
另一个问题是户口。二儿子、三儿子和四女儿还在上小学，由于是超生的，又没钱交罚款，这三个孩子都是“黑户”。她不知道他们以后该如何上中学，如何买火车票，如何出门看外面的世界。
至于“教育”，则是一个更加奢侈的问题。因文盲而羞愧的许林芳希望儿女们能接受更多教育。但在贫穷面前，蒙昧正在被继承。她的大儿子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这在村里的90后一代中极为罕见。
对三个未成年的小孩子，许林芳在努力为他们解决温饱、凑足学费外，也难以提供更细致的照顾。
9月的乡下，天气已经微凉，两个儿子睡的那张新床却仍铺着席子，席子下就是木板。他们睡觉很不老实，一夜辗转后，第二天清早，两个身材矮小的男孩子像旷野上的两只小兽，相互依偎着斜躺在宽阔的床上。
梳洗和早餐后，三个孩子步行去上学，沿乡村公路走到团结村小学大概要30分钟，这是一所民办小学，入学不需要户口。一路上，他们人手一根从旧雨伞上拆下来的铁伞骨，对沿线的草木乱砍，这是上学路上的娱乐。
三个孩子里，二儿子周二特别沉默寡言，但他很想爸爸。“他最喜欢你吗？”周二摇摇头。“他是不是打你最多？”点头。“打哪？”“手。”“用什么？”“棍子。”说到这，周二眼睛湿了，他死死地盯着电视机，并没有泪水滚落。
三儿子也很想爸爸，因为爸爸最喜欢他，经常带他上街。小女儿周四则会大笑着喊道：不想！喝酒，身上臭死了！
三个小孩子从出生到现在，没有拍过照片。去年，镇上的中学来走访贫困户，留下了一张构图怪异的“全家福”。周德军、三个孩子和爷爷都在照片里。周二站在前景，只有半张脸，周三靠墙站着，周四和周德军一起坐在门口的一个土墩上，爷爷蹲在更远处。所有人都没有看镜头，所有人都没有笑。
采访结束的时候，我提议给三个孩子拍个合照。许林芳就屋前屋后喊他们。正巧周德军的姑姑来了，她特别生气地呵斥许林芳：拍什么照，你正儿八经养大几个孩子才是正事！”
许林芳拉着姑姑的胳膊语气平和地说是留个纪念。等走到公路上，离姑姑有段距离了，她才绷不住，哭了：“其实她这么说我很难受……”她没有说下去。过了会，她又为姑姑解释道：“她是看见我们这个房子很着急，看见这几个小孩着急。她怕你们又抓我回去坐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