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孩子一样缺乏照料的是这间本就破败的土屋。往日里，下大雨的日子，许林芳会一夜不睡，用塑料盆一遍遍地接雨水往外倒。在母亲缺位后，失去对手的雨水肆意腐坏着这间土屋，猪圈外的茅坑旁堆满了新落的墙土。根据镇政府6月的一次检查，这间房极有可能垮塌，大儿子收到了一份危房限期整改通知书，限3日内整改。除了把这张A4纸一半大的小纸条收到一个塑料袋中，他做不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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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旬，被判缓刑的许林芳回到了这间土屋，继续和周德军的父亲和兄弟做邻居。
在血迹被时间模糊后，那些多年来同情许林芳的遭遇却难以过问的村民，那些在她被抓后热心地签名并按上红手印的村民，又形成了对许林芳新的期许。
首先，村子再次展现了它的宽容和善良：在为寿宴忙碌的三天里，许林芳和其他亲戚、邻居相处融洽。他们一起杀鸡宰猪、烧火添柴、布置碗筷、在水沟边合力清洗二十桌的盘子碗。在和这位“凶手”一起劳动时，死者的亲戚、邻里毫无异样。
耳朵不好的周老头一直坐在角落看着大家忙碌。他是家里最后一个得知儿子死讯的人。直到事发那天下午，周德军的姑姑赶到周德军家哭，他才知道儿子没了。老人全身颤抖，一激动晕倒在地。此前，老五骗他说，周德军和许林芳因为吵架吵得凶，被镇上警察带走了。
“开始生气啊，但现在好了。”他语气平静地说。饭桌上，他从许林芳手里接过饭。兄弟们对周德军讲不出什么正面评价，但周老头还记着他的一些好：“孝心还是有的，有时候给我夹菜。”
凶案仿佛是别处的故事，欢笑和仇恨一视同仁地被生活和时间消磨。
在宽容之外，村子也为一个贫穷的带孩子的寡妇设定了应有的形象。在失去了“妻子”的身份后，她必须当好“母亲”，把孩子拉扯成人。这是周德军的兄弟、父亲为她求情的重要原因，是许林芳烦恼的源泉，也是她还得以继续活下去的精神支持。
“小孩小孩要读书，房子房子要倒塌。家里开支那么大，你说怎么过啦，这个生活。”她常常觉得活着没意思，不想活了，但想到孩子，她又只能活着。
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房子。她不想让孩子们在这个布满裂缝和地洞的土屋里睡觉、吃饭。在公安局、妇联等的资助下，新房的地基已经平出来了，但她还缺盖房子的钱。
另一个问题是户口。二儿子、三儿子和四女儿还在上小学，由于是超生的，又没钱交罚款，这三个孩子都是“黑户”。她不知道他们以后该如何上中学，如何买火车票，如何出门看外面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