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如此坚信是高炎龙行凶？董群灵说，警方那里有很多卷宗，能说明就是高炎龙干的。
找警方问情况被抓
高炎龙是在成都被抓的。
他说，自己1992年1月12日晚到成都后，在金牛区站东三组贺定贵家吃了晚饭，好几个生意上的朋友都在贺定贵家，他们吃完饭后一起玩了麻将。13日，高炎龙和贺定贵一起去广汉市看货，当天回到成都。次日继续找客户、看货。
对于河南刑警来成都调查高炎龙的事，结根昌比高炎龙知道得早。作为同村人，结根昌比高炎龙年长十多岁，同在成都做编织袋生意。
结根昌印象中，1992年1月14日下午，他在市场上听当地老板说，有河南刑警拿着高炎龙的照片，在市场上找高炎龙，“他们问我高炎龙怎么了，我说我不知道”。
当晚，结根昌在当地做编织袋生意的老板胡明洋家吃饭时，又说到此事，他决定去找高炎龙谈谈。
此时高炎龙正在另一位生意朋友租的房子里吃饭，结根昌把高炎龙叫出来问：“你在河南犯啥事了？我听说河南公安找你呢。”
“河南公安找我干啥，我又没犯啥事，你听谁说的？”
“不信你去问胡明洋。”
两人来到胡明洋住处，胡明洋给了高炎龙确定的消息：“不错，他们带着你的照片和身份证复印件找你，你要是在家强奸了，或者偷人家、抢人家了，该跑就跑吧，我们也不管”。
高炎龙说，“我又没犯啥法，为什么要跑”。
高炎龙决定给警方打电话，问问他们为什么要找自己。
找到警方留的联系方式后，高炎龙和生意伙伴汪广德、胡明洋一起，到租房子的门卫处，给警方打了电话。
高炎龙不会说当地话，而汪广德是本地人，就由汪广德给警方打电话，“电话接通后他们问我在哪里，让我们等着，说一会儿就到”。
挂断电话，他们就回到汪广德租的房子处等待。没过几分钟，三四名便衣找了过来。
便衣进门后问谁是高炎龙，“我说我是。核实完我的身份后，两名警察抽掉我的腰带、鞋带，给我戴上手铐就要把我带走。我问他们我犯什么事了，他们说找我有点事，需要我配合调查”，高炎龙说。
高炎龙被警车载着去了当地派出所，警方把他关在一个有铁门的房间。“一晚上没人理我，我戴着手铐坐在里面”，高炎龙说，他一晚上都非常纳闷，不知道警方找他干啥。
自称遭到刑讯逼供
第二天早上，3名便衣找高炎龙做笔录，“他们亮了工作证，说是河南灵宝公安，找我有点事情，让我说我在灵宝做了什么，我就把我在灵宝做生意、要账的经过说了。他们反复问我有没有干什么违法的事情，我说没有，就让我在笔录上签字”。高炎龙说，自己当天被带到成都的九都宾馆，被反铐在椅子上呆了一夜，次日坐火车被带回灵宝县公安局刑警队。
在灵宝县公安局刑警队，高炎龙继续被提审。他说，“还是问我在灵宝干了什么违法的事情，我说没有。他们不相信，说‘董群灵家发生事情了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一直说没做犯法的事。他们就恼火了，说我不老实，对我刑讯逼供”。
高炎龙向记者展示了其双手手腕上的伤疤。
“他们把我铐在椅子上，把铐子铐得很紧，手肿疼得不行，还用脚踩我，手脚并用地打我，用取暖的火钳子打、捅，还用电警棒，反反复复地折磨我，把我打得大小便失禁、连续昏迷，用冷茶叶水浇我的脸和头。我跪地求饶说没干也没用，当时是生不如死。”高炎龙说，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他按警方提供的线索说报复了董群灵的家人。
“讯问时他们说董群灵的家人被伤了，说没啥事，还说他们是重证据不重口供，我也根本没想到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单纯地认为董群灵的母亲会证明不是我伤害她的。”高炎龙称，警方反复讯问，在无法忍受拷打折磨之下，自己按警方提示的线索，说用刀子划伤了董的母亲，人躺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有血迹，“按照他们提示的说，做笔录，直到对方不再打、不再问”。
“如果我杀人了，刀子、衣服上肯定有血迹，他们可以去鉴定，只要鉴定不出来肯定能证明不是我做的。此外我坐的12点10分的火车，案发的时候我根本不在现场，我实在是冤枉啊。”高炎龙说。
1992年1月29日，高炎龙被关进看守所。再被提审时，高炎龙被告知王桂兰被杀死了，“我才意识到，这是人命关天的事”。
在看守所期间，高炎龙多次给三门峡市检察院、市中院、市政法委，河南省高检、省政法委等部门写上访信，但始终没有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