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某高校医学院学生何崟又被医院拒绝了，原因依旧是学历问题。这是他上大五以来第三次参加医学类专场招聘会。与会的绝大多数是县城小医院，三甲医院仅有两家，即便如此，但凡招聘岗位涉及临床的，对学历的要求至少是硕士。
学历门槛让何崟的不少同学选择“逃避就业”。当天的招聘会也显得比较冷清：一场有30多家医院参加的招聘会，最终只来了不到200名学生。大部分的医学本科生将重心转向了考研战场。
在医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如果本科生不考研，就只能在医院里打打临时工；如果研究生不出国进修，就等于白白多读了三年，因为研究生同样找不到一份理想的临床工作。
就业难与招人难并存
这样的说法，并非没有依据。麦可思在201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临床医学的毕业生半年后失业率为23.1%，在多个专业中属于较高水平。
云南某公共卫生学院一位副院长也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证实了这一点。他任职的这家医学院每年有近95%的本科生选择考研，其中有一半考入本校，另有几位比较优秀的考生考入诸如北大医学部、同济大学等名校，而在那些没有考上的学生中，又有绝大多数会选择来年再考。最终，仅有一小部分学生选择直接到州市的社区或县乡级医院工作。
与此同时，一些基层医疗单位招人也很难。
全国政协委员、青海省乌兰县蒙医院副院长菊红花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他们医院最近一次进新人已经是10年前的事了，而他们医院最大的科室——内科也就3个大夫。
乌兰县蒙医院属于二级乙等医院，有床位50个。按照卫生部的规定，需至少配备65个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不过，迄今为止，加上后勤人员，蒙医院一共才42人。2008年，菊红花随全国政协到东部一个省份调研，不羡慕别的，就羡慕人家医生多。她发现，人多，连说的话题都可以覆盖老中青三个年龄段：有说孙女怎么乖的，有说儿子怎么淘的，还有说相亲对象怎么寒碜的。不像蒙医院里，连个年轻人的话题都聊不起来了。
菊红花说，近几年，基层卫生机构的硬件条件逐渐好了起来，房子大了，设备也有了，但是软件却没有大的改观，这直接导致的一个后果是，X光机、B超机、生化分析仪都有，就是没开过封儿。“没人会使，打开来占地儿还费电。”菊红花盼着新人来，“我们不要什么博士、硕士，甚至连本科也不必，只要受过正规的医学教育，有临床经验的就行。”
做了15年全国政协委员的辽宁省糖尿病治疗中心院长冯世良对此深有感触。每年，他都要到国内各市县走访，他的团队在调研中发现，目前，我国基层急需的合格全科医生十分匮乏，注册全科医疗的执业医师仅有8万余名，占执业医师总数的4.3%。而在重视基层卫生的国家和地区，全科医生一般可占医师总数的1/3甚至1/2以上。
冯世良感慨，医学生就业进入了大医院就业难和小医院招人难并存的局面，其结果只能是，年轻医生得不到实实在在的锻炼，而小医院的发展也难有真起色。
医学教育沦为培养“贵族医生”的机器
对此双难局面，有人将之归结为医学生的“境界”问题，说是他们在择业观念上有误区，不愿意下基层、进社区。
三甲医院和社区医院在工资待遇上确有不小的差别。冯世良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沈阳当地，在三甲医院就业的医学研究生第一年的平均工资在3300元左右，而在小医院的大学本科生则只有1800元左右。
但这并非全部的原因。“就算我们想去社区医院也胜任不了。” 何崟向记者抱怨，现在的医学生在学校主要学的还是如何攻克某些疾病，而在社区做全科医生，主要工作是做慢性病管理，和学校里所教的关系并不大，与同学们学医的初衷也有偏差，所以一般医学生不愿选择、也很难胜任社区医疗机构的工作。
还有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当前以专科为主的医学教育已经渐渐沦为培养“贵族医生”的机器。一位在北大医学部工作了近30年的老教授对记者说，在这个机器的轮子上，学生要想出头，便只有在上面不停地往前跑，从本科读到硕士，再读到博士，直到可以拿下医师资格证，成为某一个专科问题的“准大师”；但是，却很难再培养出像样的全科医生来。
“实际的医疗需求已经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医学教育却没有跟上。”冯世良说。
他举了一个例子。县里面来了一些领导，一个副乡长摆酒席招待，期间这位副乡长喝了不少酒，脸红脖涨，呼吸急促加快，同桌人随即把他送到乡镇医院，没曾想乡镇医院看皮肤科的专科医生竟没能瞧出个所以然来。最终，这位乡长死在送往县医院的路上。
冯世良告诉记者，这是很常见的疾病，基层医疗人员却没有正确的认识和及时的抢救，这种现象也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加剧了看病难。他说，文革以后，国家在培养医生方面开始注重专业化，大大加强了医师职业的专业性，这给医生带来了许多科研和研究高端医疗的便利。但另一方面，客观上造成了对基层老百姓“小”的需求的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