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学几乎把长春的主要几个大学全都合并了，规模之大，令人感叹：不是吉林大学在长春，而是长春在吉大了。于是吉大自己原有水平也扯平了，特色淡化了。武汉原来有个水利学院、还有个测绘学院，都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上中学时就知道，现在合并到武汉大学了，融合一块了，文章发表的指标上去了，可是特色也不见了。北大幸亏没有和清华合并。大学办学个性与特色的丢失，是个大问题，现在都“平面化”了。
“四病”：官场化
病例：有的教授也争着去当处长
病因：大学官场化，谁当领导谁就得到更多资源
病症：在各种场合会看到人们互称官衔，就好象在政府机关里面一样
病害：知识分子丧失独立的思想和判断，失去头脑，失去灵魂
现在是按照官场那一套给学校管理人员套行政级别，学校也有所谓副部级、正厅级等等之分，动机也未必是坏的，可能是为了帮助学校争取资源吧。但后果很不好，助长学校的官本位风气。政府部门有些上不去的官员，就去大学做校长书记，还不是促使学校越来越官本位？院系一级的党委书记有的也高度职业化，都是外派的，不懂业务，就很难进入状态(这方面北大好一些，院系一级党政领导几乎全都是本院系的老师，不当这个“领导”了，就回去当老师)。
现在大学官场化，谁当领导谁就得到更多资源，以致有的教授也争着去当处长，有点可悲。不是处长不重要，是这种风气不适合学校。管理对于学校教学科研的运行不可或缺，非常重要，但管理不等于领导，而是服务教学科研(不是服务教师)。管理做好了应当很有成就感，但管理不应当是当官。
我到过一些学校，看到有些院系支部书记的权力都很大，可以支配院长、系主任，一级一级官阶很鲜明，在各种场合会看到人们互称官衔，就好象在政府机关里面一样。我当中文系主任多年，系里很少称呼我“温主任”的，那样称呼会让我不舒服。许多大学的官本位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只要有一官半职，地位就比教授、老师、学生要高，甚至动辄可以决定他们的命运。在这样一个体制下面，怎么可能会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风！
更严重的是许多大学书记和校长职责分不清，说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可是“两个一把手”，党政不分，谁最终负责？往往就是谁强势谁就真正“一把手”，弄不好还彼此矛盾争斗，影响工作。这个问题好像很难解决，但总要想想办法，有所改进。官本位造成人身依附，造成知识分子丧失独立的思想和判断，失去头脑，失去灵魂。传统宗法制度和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网的劣根滋长，腐蚀了近代以来形成的中国大学精神。
“五病”：“多动症”
病例：北大搞实验班，搞了几轮，搞不下去了，也没有总结，接着又搞“元培学院”
病因：主管部门往往为了显示政绩，搞“教育的GDP”
病症：不断改革、创新，不断搞什么“战略”、“工程”之类，名堂、花样让人目不暇接
病害：折腾效果值得怀疑
过去搞运动，反复折腾，是“多动”。现在也“多动”，是不断改革、创新，不断搞什么“战略”、“工程”之类，名堂、花样让人目不暇接。意图可能是好的，可是效果值得怀疑。
教育有滞后性，不能老是变动。有些试验要跟踪多年才能下结论。比如北大搞实验班，搞了几轮，搞不下去了，也没有总结，我称之为“无疾而终”。接着又搞“元培学院”，也是着急出经验，弄到现在全国都在摹仿。北大本科教育还是比较成功的吧，为什么要大动干戈？即使试验，也要有个过程，有跟踪。我们都有点沉不住气，老想改革，就是不愿意下功夫。比如我们大学教师到底在本科教育上面下了多少力气，这才是大问题。
上级主管部门往往为了显示政绩，搞“教育的GDP”，所以“多动”。但学校应当有自己主心骨，尽量抑制“多动”。我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9年，全国大学的中文系几乎全都“升级”为学院了，我说不必去跟风，即使要变学院，那也等全国的中文系都“升级”完了我们再升格吧。现在全都“升级”了，这里还是岿然不动。我不当系主任了，以后北大中文系是否升级为文学院，也就不可逆料了。我们大可不必在“名堂”上下功夫。
针对“多动”，我们这些年提倡“守正创新”，在比较艰难的条件下，教学科研以及课程建设还是维持在较好的水平。这也得益于北大的宽容，校方没有逼着我们“多动”。在许多情况下，改良比改革更切实。办教育和办工厂不一样，教育需要积累，不宜变动太过频繁。我们把“守正”放在“创新”前面，是想说明继承优良学术传统的重要性，基础性，不赞成浮躁的教育“大跃进”。我们能做的不过是要坚守最基本的人文道德精神，并且将之付诸于积极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