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推行改革的现实，已经教会了罗崇敏如何回避困难，又如何在困难中继续前进。
比如，他曾希望对云南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进行股份制改造，但随即带来教师身份脱离体制的问题，改革最终没能进行下去。
另一个改革是关于在大学里施行董事长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他虽反复博弈，但还是没能推行，几乎所有人都告诉他，“你这个不现实。”因为这与“党委书记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大学管理体制相背，他随即又做出变通，设想董事长一职由学校党委书记兼任，但最终也未能如愿。
罗崇敏依旧不死心，“如今云南民办高校设立董事会就是按照我的设想来的。”
对于已经60岁的罗崇敏来说，留给他的改革时间不会太多了，他想做到“前无古人”，就不能再轻易放弃一些事情。
在《云南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里，罗崇敏的“三生教育”理念、中高考改革、民办教育发展等都有比较系统的阐述，但罗崇敏表示，这并非他为未来云南教育改革进行布局，“虽然纲要写了这些东西，但不要想着后来者会这样办，除非我是普京。”
在近两年接受采访时，经常有媒体问及他在红河改革的一些得失，但他却总表示自己不喜欢怀旧，不愿过多谈及。他好写书，至今已出书18部，却没有一部关于自身改革的梳理与总结，原因仍是“不喜欢回头”。
但在5月17日与本报记者的长谈中，他意外提到了红河，“我不指望马上就见到效果，包括我在红河提出的卫生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很多地方都来学习借鉴，但恰恰相反，红河州不用了。”
罗崇敏相信，“我所推行的改革措施，都有它今后借鉴的价值，这点我从不怀疑。”
很少有人理解他，红河的老部下在他离开多年后依然不理解；至于云南，他似乎已不再奢求大家理解。
5月17日，在他发起召开的现代教育发展大会上，罗崇敏再提教育改革。这个少年时差点饿死、30岁读初中、38岁才成为副科级干部的教育厅长，谈到自己在教育领域推动的改革，用一句简单的话概括：教育，我来过，我改变过。
“我现在很孤独”，罗崇敏曾这样说。但他接着说，“我的理想就是使我的人生价值最大化。具体讲，就是在每一个岗位上做事情，我都会想着超越别人、超越前人，我可以做前无古人的事情，但做不了后无来者的事情。”
在一个老下属看来，起点就已经比别人晚了的罗崇敏，似乎一生都在“追赶时间”，而且，不管行不行、愿不愿意，“大家都得跟着他一块儿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