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露和余珊珊观察到的这些故事，总让黄勇军想起自己的母亲，60多岁的母亲如今在长沙帮他带孩子，不忙时也会去广场上跳跳。母亲曾是县城当年仅有的两个高中女毕业生之一，原本光明的路因为文革时黑五类的身份而终结。在母亲那个时代，“革命”“奉献”“阶级敌人”这样的词汇，随广播整日在村子里回响。等黄勇军记事的时候，母亲盘了一个小卖部，成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个体户。彼时，“贡献”这样的词汇已经落寞，在小卖部门前的公路上，人人谈的是“挣多少钱”，黑白电视机里是“市场”“竞争”……国家在飞快地赶路，时代变迁中，她们曾经熟悉热闹的场景不再。
对这些被改变的场景，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女性境遇的青年教授米莉，做了这样的描述：曾经聚在一起互相帮助的乡里乡亲，在崇拜财富的市场中成了竞争者；曾经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居，搬进了对面铁窗紧锁的防盗门；曾经热闹的大家庭，随着儿女工作的搬迁而变得安静异常，令人心慌……
孤单无助、无所适从的她们，在遇到热闹的广场舞后，便一头扎了进去。
清晨或傍晚，她们在一起舞蹈，在音乐结束后闲聊，生活变得熟悉起来，无所适从得以消解，在这里她们找到了自己的集体
调研的学生一开始与广场舞大妈交流时，对方会把跳舞的意义描述得极为简单：为了健康和开心。
“等你进入她的生活，看到她跳舞时那种精气神，就会发现不是她们说的那么简单。”曹露以舞友的身份参与大妈们的“闲聊”，听到了更多真心话。
何湘玲因舞跳得好，被推为领舞者，这让她找回了年轻时那种被重视的感觉。她教起舞来极为认真，一套新动作，自己先练习二三十遍，厨房做饭、客厅拖地时，她都会不由自主地比画。学舞教舞、收取会费、管理账目、运送音响，毫无疑问，她在队伍里不仅是“骨干”，更将自己视为领头人。
让曹露惊讶的是，看起来温和的何湘玲还发动了“保电运动”。因暑期学生少，学校切断了江边食堂的电源，广场舞活动被迫停止。何湘玲动员舞蹈队里的师大职工与学校领导层交涉，要求恢复供电。“保电运动”最后虽然没成功，何湘玲的领头人事迹却成为舞蹈队的“光辉历史”。通过这次运动，这些早已离开集体活动舞台的老人，也再次进入校方视野。
领头的大妈们被集体需要着，在江西西北的那个小山村，余珊珊发现跳舞的大妈们好像也找到了集体。如今村子里有什么喜庆的事，她们常常被请去跳一段。甚至村里组织村容建设，参与的也总是跳广场舞的这一群人。她们成群结队，扛着铁锹，提着扫帚，笑着闹着，从村东打扫到村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