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看来，舞蹈回归民众身体的说法尤其适用于男性。这两年，他发现身边跳舞的男性越来越多了，原因多样，也总离不开“健康”“认识人”“说说话”等。一直游泳健身的黄纪苏因为3年前健身房搬迁，在一次遛弯中加入广场舞队伍，他发现“游泳时一个人太难熬，而广场舞有人陪着很有趣”。自从开始跳舞，黄纪苏对晚上的饭局能推则推，外地出差也尽量不去。
“从小到大，净看别人跳舞了。”他感慨，“唯一一次跳舞还是学校组织的‘忠’字舞，感觉跟搬蜂窝煤、摔砖坯子没太大区别。”然而，即便跳舞已3年，腿脚越来越放得开，如果哪天来跳舞的男性特别少，他“又会感到紧张，尽量待在树影里”。
北京王府井的广场上，黄纪苏随着音乐，跟一群搞物业的、卖菜的、退休的老师们在跺脚抖腿地跳着。在河南某市，香港中文大学硕士生王芊霓也在进行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今年年初她的毕业论文发表，被认为是关于广场舞难得的理性研究。
在接受多家媒体的采访时，她都强调参加广场舞的人是多样的。“与其说是集体主义的回潮，不如说他们在追求美、健康和社交。”她对记者说。
黄勇军并不在跳舞的是大妈还是大爷，是低收入还是高收入上纠结。在他眼中，大爷、公务员、教授也跳广场舞，这有舞蹈回归身体的一面，而更多的是源于这代人的独特成长经历：这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知识结构无从谈起，审美趣味和精神生活乏善可陈，“就像一个暴发户，从没有喝咖啡的习惯，他再有钱买最好的咖啡，也只是随大流喝而已”。
“社会转型带来了冲击与阵痛，他们是在巨大失落中自救，广场舞是他们无可奈何下的刚需。” 在黄勇军眼中，他们从集体主义时代而来，或多或少被烙上那个时代的印记，在广场舞的“类集体”中寻找归属感。
与黄勇军的伤感相比，还在跳广场舞的黄纪苏则显得乐观，他不赞同用集体主义烙印来解释广场舞，更倾向于将“每天1小时像礼花一跃而起地跳舞”，看成是民众在“自发地重建社会、重建意义”。
“经济跑得四蹄生风，社会疼得满地打滚，这是当下的社会。”他说，近30年来，市场经济快速膨胀为市场社会，财富价值观对中国人的意义世界进行了疯狂扫荡，垣残壁颓，尸骨枕藉。
就是在这种境况下，广场、空地，公园、街边上的广场舞出现了，“民众在不断开拓的社会空间里行动起来，拯救自己的人生、人际与人心。”他还记得有个大姐跟他说：“咱挣得少，可活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