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曹露、余珊珊、杨卓为这些90后调研学生，在与身边那些喜欢自拍、发朋友圈，习惯戴着耳机的年轻人一个个闲聊时，却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他们毫不掩饰对广场舞的厌弃，觉得低俗可笑，却愿意看到自己的父母在广场上消耗多余的精力，“动动身体好”“省得一个人闷”“不会老来烦我了”。
“除文明的定义外，还有城市设计人性化的问题。”米莉举出例子，“我们很少注意的是，女人有百货大楼有美容院，中产阶层有茶楼有各类健身馆，年轻人有KTV有咖啡厅。可中老年人呢？除了公园、小区的空地，还有哪属于他们？”
不能忽视的是在当代中国城市，特大型超市以及私人房地产的扩张正在挤压公共空间。“我们这个几百亩的小区，就一小块空地，怎么可能不冲突？”黄勇军以他住的小区举例，“开发商为了最大密度地使用土地，没留多少公共空间。”
不过，当用城市和农村对广场舞进行区别时，有趣的现象发生了：城市广场舞因为“空间占用”“噪音污染”被讨伐，而农村广场舞反倒日渐被视为乡土文明重构的手段。
“这很容易解释，农村空地多，哪儿都能找一块。再说，年轻人都往城市跑，农村的安静与否跟他们无关。”生于陕西农村的米莉说。
广场舞群体中不仅有大妈，还有大爷，还有银行管理人、政府公务员、老师……
黄勇军开始这项田野调查时，这场参与者多达1亿的广场舞运动，在学术上仍是一个研究盲点，黄勇军的调研也被“正襟危坐”的学术界视为“不务正业”，不曾立项，当然也没有经费。
“这个研究，只是个破冰而已。”黄勇军告诉记者，他更希望看到在热衷报道广场舞新闻、热衷吐槽“大妈”之外，有更多的人愿意把广场舞舞者看作具体的人，去打量，去感知。
文化学者黄纪苏与香港中文大学研究生王芊霓同样把目光投向了这个特殊的群体。与黄勇军不同是，除了大妈们，这两人也在关注那些不断出现在广场上的大爷，还有银行管理人、政府公务员、老师……
有着3年舞龄的黄纪苏在北京王府井的广场上，以广场舞参与者和文化学者的双重身份，观察感知这些在身边扭动起舞的舞友。在他的描述中，那些发生在广场、公园和马路边上的舞蹈，是继交谊舞后，身体与舞蹈关系史上的一场继续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