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与此同时，又不得不承认，这种欣慰的程度，实际上又是相当有限和微薄的。因为一个严峻的现实正是，眼下贫困的寒门子弟与大学之间的关系，远不仅仅表现在大学校园之内，而更多体现在大学校园的门槛之外。——在贫困的制约之下，许多农村寒门子弟在尚未来得及迈进大学门槛之前的上游阶段，就已经大量“弃考”、纷纷“辍学”了。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84万应届毕业生退出高考，2010年弃考人数接近100万，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农村的考生。
而对于名牌重点大学来说，寒门子弟进入的机会越来越少。研究显示，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 “在重点高校，中产家庭、官员、公务员子女则是城乡无业、失业人员子女的17倍”。
面对如此几近“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大学生源结构，年年不断看涨的寒门子弟弃考行情，人们显然又要追问：这究竟又是谁的耻辱？如果从现象上具体考察分析，需要为这种耻辱承担责任的主体，无疑非常之多。比如，教育范畴内的教育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均衡(集中于大城市的“超级中学”几乎垄断了一流大学入学资源)，过度应试化的高考制度本身，高中大学等非义务阶段教育学费昂贵。再如，社会本身范畴内的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长期固化，城乡收入差距的加速扩大，真正“自由竞争、选贤任能”的市场化就业体制的远未形成，等等。
不过，总结归纳起来，“农村子弟弃考”现象背后的耻辱，说到底其实还是以“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的许多改革进展迟缓、效果不彰的耻辱。其中包括，改变过度行政化、高度官本位局面，落实和保障教育办学自主权的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强化政府公共投入责任、维护教育公益属性并确保民众廉价受教育权的教育经费保障体制的改革；有效约束政府权力、确保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市场化改革，打破“拼爹”、“岗位世袭”潜规则的就业体制改革。
显然，如果我们不能拿出“知耻而后勇”的改革勇气和决心，加速推进上述这些改革，在教育和社会经济等各个领域，充分兑现和落实“制约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法治原则和精神，那么，这种以“农村子弟弃考”为表征的教育悲剧、社会公平正义创伤，就不仅不可能真正彻底避免，而且会有不断蔓延并导致社会阶层加剧分化断裂之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