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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归属面面观:公务员最有归属感

2012年11月16日09:19      廉政瞭望             _COUNT_人评论

  寻找职业归属感

  现代社会的人越来越容易被这个故事打动。

  考古学家去非洲找寻印加帝国文明的遗迹,雇用土著人作向导。第四天,土著人拒绝行动,因为这里自古流传着一个习俗,每走三天要休息一天,以便让灵魂追赶上疲惫的身体。

  社会的发展步伐越来越快,个体成员的疲态已经快掩饰不来。

  根据雷格斯最新调查,过去一年,中国大陆上班族所承受的压力在所有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一。

  个体与组织相互依存。

  成员的灵魂是否能跟上组织的目标?作为成员的个体,是否能从组织汲取到生存的能量与乐趣?

  归属与被归属,是双方共同的渴望。

  纺织女工的苦与累,不需多说。从哭着闹着要离开,到一点点感受关爱,再到将团队营造出“家”的感觉,钟利萍用了20多年。可这几年她发现,留住人越来越难了……

  十八大女代表、纺织工钟利萍的归宿感

  文_本刊记者   李天锐

  钟利萍哭了。

  这是1991年夏天,内江市棉纺厂细纱分厂丙班刚刚进行完操作考试。在这次实习生毕业“大考”中,19岁的钟利萍挨了“当头一棒”——平日里理论功底不错,自信满满的她,单项接头操作时间3分17秒,远远超出50秒的及格线,在同组24人中排名倒数第一。

  厂里的师傅开始选徒弟。一个,两个……同学陆陆续续被挑走,几分钟后,只剩她还站在原地。这时有人朝她走来,钟利萍心头一热,忙低下头。谁知来人绕过她,径直向旁边走去。

  那一刻,她发疯似的想要离开,越快越好。

  破碎的“医生梦”

  进入棉纺厂的头几年,钟利萍没有多少归属感。她更想成为一名医生。

  她出生在医生世家,外公和母亲都在威远县医院工作。钟利萍记得,小时候跟着外公回乡下老家,堂屋里等满了慕名而来的病人。每次外公诊断完,病人都是拱手、作揖,连连称谢,不少痊愈的病人甚至走十里山路来家表示心意。一旁帮忙的小利萍,也颇有“成就感”。

  据说,年幼的钟利萍,已展现出当医生的潜质。打预防针时,比她大的小孩怕针,外公爱喊:“利萍,你来!”她打完了,别的小孩也排好了队。玩耍时,医院里的小伙伴见到危重病人就吓得跑开,她却上前,问医生要不要帮忙。那时,外公和她都已认定,白色的大褂,幽静的环境,是她将来的归宿。

  然而,初二那年父亲遭遇的一场车祸,终结了钟利萍的医生梦。

  “父亲伤得很重,肋骨断了好几根。”高额的治疗费让家庭变得拮据。

  1988年9月,已考入威远中学,就读不到一星期的钟利萍,收到了内江棉纺厂技工校的录取通知书。拿到它,就意味着不用再给家里增加负担,还预订了“纺织工”的工作。

  “技工校是暑假里医院几个伙伴凑热闹去考的。我还是想考大学、当医生,是医生救了我爸爸啊!”钟利萍不甘心,哭着申辩。但这时,在钟家姐弟二人中,家里只能负担一人的学费,父母更看好弟弟。

  很快,家人将还在“闹情绪”的钟利萍从威远送到内江。病重的父亲出马,让她感受到关心的同时,亦读出了“押送”的味道。

  三年的技工校生活漫长而无聊。没有学业和竞争的压力,考试60分过关。但钟利萍觉得没学到东西。有时做梦,还会在医院里。

  技工校的最后一课——厂房实习,成了她“爆发”的导火线。

  一进车间,震耳欲聋的声响,四处乱飞的棉绒,刺鼻的异味,让钟利萍感到窒息。再加上每天要来回在车间走几十里路,她腰酸腿痛。

  “之前我连厂房的概念都没有。想象中还跟医院一样安静,有树有草。”钟利萍说。

  这时,一个消息传来,昔日里成绩不如她的两名好友分别考上了同济医大和华西医大。祝贺完好友,她再也坐不住,回家向父母哭诉:“我也要回来考大学,当医生。”

  “怎么可能呢?”已罹患癌症的父亲告诉她,家里确实没办法。“你好好努力,将来争取分一个好车间嘛。”

  然而,毕业操作考试3分17秒的结果摆在面前。站在车间里,她在想,棉纺厂应该不是我的归宿吧。

  因为爱情

  最终,厂里的威远老乡秦云英收下了钟利萍。从此,这个对棉纺厂不感冒的女孩,心态一点点发生着变化。

  “这都是眼见就能学会的活,我对你有信心。当然,首先你要安下心来。”秦云英似乎猜到了钟利萍的心思,开始讲她过去的经历:“我也是很小就被送出来,也曾经在棉纺厂坚持不下去……”听了很久,钟利萍心想:事已至此,不如跟着师傅试一试吧。

  当时,每天除了睡觉,钟利萍都和师傅在一起。她记得师傅的很多事:一次,同小组工友遭到家庭暴力,师傅把工友接到家里来住,为她讨了公道;一次,厂里搞“操作比武大[微博]赛”,身体微胖的师傅比完后,又蹦又跳地为队友加油。这些细节,让钟利萍开始认同这个小集体。

  也是在这次大赛上,师傅轻盈而优美的动作让钟利萍受到震撼。“我们都是要强的人,我跟师傅说,将来我也要参加。”在师傅监督下,她开始苦练技能。“每天练十多个小时,做得不好时,师傅要打手。”

  在此期间,钟利萍与同车间的检修工人杨晓兵恋爱了。“我到他家去,他的父母很喜欢我,外婆还拿出放了很久舍不得吃的糖来招待。”钟利萍坦言,淳朴的一家人,给她一种久违了的、被宠的感觉。由于杨晓兵的父母和姐姐都是厂里职工,钟利萍与棉纺厂的“距离感”又拉近了几分。

  然而,两个年轻人的爱情并非一帆风顺。“我妈妈听说后,当天就请假从威远过来,坚决不同意,守着我大哭。”钟利萍说,母亲的理由是,杨晓兵比她大8岁,而且只是个工人。“如果你嫁给他,你一辈子都要在棉纺厂了。”最后,母亲使出“杀手锏”,“你回来吧,我可以托人把你调到医院。”

  “如果在平时,听她那么一说,巴不得回去呢。可那时根本就不顾了,还一直坚持。是不是他们说的,爱情的力量?”

  母女对峙以女儿完胜结束。1994年,钟利萍与杨晓兵结婚,双方亲人均到场祝福。

  1995年,苦练纺织技术4年的钟利萍,通过了小组和轮班层层选拔,获得了参加分厂操作大赛的资格,被确定为培养对象。2001年,她又参加了四川省纺织行业细纱操作竞赛,获得第二名。

  “那次,内(江)棉,自(贡)棉,川棉……每个厂着装统一,我觉得真漂亮,尤其是女工,有一种潇洒的美。也许这就是这个行业的魅力吧。”打那以后,钟利萍再也没动过当医生的念头。

  “三级跳”

  “分厂决定让你当丙班的副轮班长。”2004年的一天,当钟利萍从分厂厂长李世清那里得知这一消息时,“直接愣在那里了”。

  按常理,从一个普通工人成长为轮班长,需要经历小组长、操作员等岗位的历练。她却一眨眼完成了“三级跳”。

  钟利萍推辞了好几次,她怕跟工人处不好。后来她跟厂长说:“我师傅才是操作员,我只做小组长就够了。”厂长没正面回答,只说:“我给你3个月试用期,3个月后你还是不想干,就还你‘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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