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署，自古俗称衙门，现在则叫“机关”，它们是物化的官文化，承载着重要的政治文化信息。前几年讲建设高度的“政治文明”，这两年随着“国学”与传统文化升温，传统的政治文化估计也要升值了。

　　今年9月下旬，我去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衙转了一圈。

　　内乡的县衙还是比较真的，是真文物而不是假古董。因为它最近一次扩建在光绪年间(1892年动工)，直到1968年内乡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县政权机关才从此地迁出，但县人民武装部和部分县直职能部门一直在此办公，直到1984年决定把这里辟为县衙博物馆。

　　县衙承载了不少传统政治文化信息，也有不少值得今天学习继承的东西。

　　你看这县衙，不正是我们多年呼之不出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具象化吗？内乡县位于伏牛山脉南麓、南阳盆地西沿，金末元初著名文学家元好问，曾在这里做过金国的县令。

　　这座县衙扩建后规模是比较大的，占地总面积也就60亩(4万平米)，房屋280余间。它包括县令的大堂二堂三堂及官邸、后花园，县丞(副县长，八品)衙，主簿(县令助理，正九品)衙，典史衙(明清不设县尉职，典史掌稽检狱囚和文移出纳，未入流，明代文学家汤显祖被贬后曾出任此职)，还有吏、户、礼、兵、刑、工全套县政权职能部门，并有承发房、架搁库等文书档案机构和仓库、账房等公廨；政府招待所(寅宾馆、膳馆)在这里、三班衙役在这里，监狱也在这里。

　　那时候的县署，是最基层的政权机关，它的下面是自治组织，或村社自治，或宗族自治，或行会自治，乡绅参与地方治理，却无硬性公权。县政权主要管理的，一是代表朝廷征收钱粮赋税，征发徭役兵丁；二是兴办儒学教育；三是维护社会治安，包括缉捕盗贼、处理刑事案件和民事纠纷；四是兴修水利、道路等公共工程，再有就是抚孤赈灾搞点公益救济。劝农劝桑之类，只是象征性的礼仪活动，政府不办企业，也不干预民间经济运行，除了盐铁专营等极少数为朝廷敛财的项目。这表现的不就是政府的有限性和公共性吗？

　　如上所述，在中央集权的条件下，县级政权的官员都是朝廷命官。他们三年一届任满要考核，由吏部定迁转。换言之，一县之长，与县丞、主簿等佐贰官，虽有地位尊卑、权力大小之分，但三年之后很可能地位就变了，上下级之间没有那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按那个时代的官吏制度设计，朝廷官员都是对皇帝负责，所以，即使是一品大员与七品言官之间，也不像如今等级森严。

　　官吏的选任是一件很郑重的事情。明清正途出身的官员，都经过严格的科举考试，任职有地理回避(原籍500里之外)、亲属回避，行政中还有科考回避、审判回避等。拿最为人垢病的买官卖官(捐纳制度)来说，其实也不是那么黑暗：一是具有公开性，明码标价；二是卖官钱财归国库所有，除了皇亲国戚和权臣重臣，省府州县的官员想作弊卖官基本是不可能的。买官者也不是那么容易得到实缺的，往往是图个虚名；得到实缺，也受人轻视，真能干的也最多能做到道府一级。

　　其他值得一提的，比如县衙设有“喊冤鼓”，县令在正堂审案时容许百姓旁听和围观。

　　在政治理念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两条。一条是关于官民关系的。自北宋太宗以来，省府州县衙门都立有“官箴戒约”，或立牌坊或石刻铭文，向南书“公生明”，向北书“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用现在有话说，要记住你们当官的都是纳税人养活的，人民才是你们的衣食父母。

　　这个观念，对于那些以人民的恩人自居的官员来讲，至今也远非不言自明的天理。内乡县衙三堂有联，上联道是：“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前两句与“尔俸尔禄，民膏民脂”同义，后两句要官员把自己摆在与老百姓同等的地位，这就很难得，比孔孟将社会分成“治人”者与“治于人”者两个阶级大异其趣，显然更进步。就王权时代来说，大家都是皇家的臣民；就今天来讲，大家都是公民，权力有大小但权利平等。

　　另一条是关于法律刑赏的。内乡县衙二堂，又名“琴治堂”，是县官预审刑案和调解民事案件的地方，有些涉及个人名节(隐私和名誉)的案子也在这里审理，有些案子县令要与刑名师爷在此堂的侧房里商量。这二堂有对联曰：“法行无亲，令行无故；赏疑唯重，罚疑唯轻”。上联要求不徇私情，下联提出的是量刑的原则，虽然比不上现代的“疑罪从无”果断，也是仁政的思想观念。想一想，刑讯逼供、“从重从快”如今所在多有，就不能不承认古人有这种刑赏观念还是比较先进的。

　　以上说的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先进性”，与此同时难分难解的是其腐朽性。

　　内乡县衙大门前有“照壁”，是青砖浮雕组成的一字形建筑物。照壁正中在一个叫“贪”的怪兽，从画上可以看到它的脚下和四周尽是宝物，但它并不满足，张着血盆大口，妄图吞吃天上的太阳，据说这绘画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创意，意在告诫官员不要贪赃枉法。

　　进衙门大门，与南边监狱对应的北边院子里，有衙神庙与土地祠。供奉土地神的土地祠又叫“皮场庙”：明太祖朱元璋痛恨官员贪污受贿，规定贪污60两白银的官员要处死，并剥皮塞囊，悬挂于此，以警继任者。

　　朱元璋反贪腐不谓不坚决，但他自己他自家就是最大的贪腐集团。我在襄阳参观时，解说员对我说，襄王府是明仁宗朱高炽第五子朱瞻善建的，他家的房产霸占了襄阳城的四分之一。我在原武昌县也曾看过朱家另一藩王霸占的地盘。

　　朱元璋之流的反贪腐，要害在于只反别人不反自己，因为他觉得这天下本是他家的产业，自家怎么开销都是合理的，别人是另一回事。立国为私、执政为朕，是历代王朝腐败的总根源。

　　因为不可能承认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不可能有人民民主监督的根本制度，不可能放弃中央集权而搞地方自治，所以，历代王朝无非依赖两手维持其统治：一是不断加强道德教育，努力让官员自省自律；二是加强制度牵制，乃至搞严刑峻法和特务治国。

　　骄奢淫逸的孟昶们很清楚“下民易虐”，所以只好对官员们强调“上天难欺”。你看内乡县衙的那么多对联，有几条不是诉诸官吏们道德良心的？

　　皇帝从来是不相信臣民的，一怕官员篡位，二怕百姓造反。北宋司马光还在讲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明太祖干脆罢了丞相，搞绝对君主专制。官僚机构之间的权力制衡在明清得到空前地加强，除了传统的全国官员统一调配(籍贯回避在地方自治和民主选举条件下是不必要的)、都察院、监察全国官员、派出短期的钦差巡按各地，明清省级监察大员就有总督、巡抚和按察使三个(衙门)，省级机关又向州府县派出“分守道”、“分巡道”监察。太监与皇家内务系统则兼任特务侦听。这局面就造成了所谓管官之官多于管民之官。无论如何，就是不肯让老百姓来监督官员！乃至官多不办事，不能办事，宁可造成郭嵩焘说的，朝廷实际上是与奸胥猾吏共治天下，政治就这样流氓化了。

　　明清两代朝廷制定的规章制度不可谓不严，对贪官污吏的惩治不可谓不厉，但是挡不住糜烂性的腐败。但是有标准又怎么样呢，刻碑公示又怎么样呢，执行效果以今例古大家已然猜到了。

　　我不相信孔子韩非子、唐宗宋祖以来的古人比我们笨，而且我真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是说，我们祖先两千年的实践表明，离开了权为民所赋，离开了人民民主监督，任何说教和制度化措施，都是不可能实现现代政治文明和政治清明的。（鄢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