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新语丝网站上的一篇举报文章把48岁的武汉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长江特聘学者、副院长刘泉声教授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这篇题为《关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乱象的一个例子——武汉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副院长刘泉声》的网帖，直指刘泉声教授违规兼职，同时担任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全职岗位工作。记者调查发现，人才争夺背后隐现一条多方受惠的灰色利益链。(3月21日《中国青年报》)
诚如举报帖的标题，刘泉声的事例，就是“一个”例子，类似他这样的情况，在时下的高校、科研院所，可以说相当普遍。所以，有不少网友对刘院长被“揪出来”，还觉得不可思议——大家对此已经见怪不怪了。
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从政府部门到学校内部，各种人才计划十分热闹，美其名曰“重视人才”、“打造一流队伍”，但实质上，有不少人才计划，已变异为政绩工程以及“分钱计划”，具体参与运作者的“醉翁之意”，并非他们口口声声所说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开展一流科学研究，而是入选计划的荣誉、业绩以及这背后的经费、课题。
一些舆论将问题指向学者本身的学术道德问题——既然自己不能全职，为何还要去挂名？但实事求是地说，学者的职业操守只是一方面问题，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各种计划的设立方和执行人员，并没有严格按照计划的规定对人才实行遴选、考核。以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为例，其规定的招聘条件之一为，保证聘期内每年在受聘高校工作9个月以上，那么，如果已经担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者，再同时去应聘其他“计划”的学者，作为长江学者的聘任方，就该根据招聘条件，取消其长江学者聘任；而那些要求应聘者必须全职的其他“计划”的执行者，一看应聘者已是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就应该将其列为不予考虑的范畴。
上述操作，如果编成一道数学题，小学一年级学生也可算出：“12-9”等于3，而不可能等于12，或者9。可是，各个“计划”的执行者都对这明显的问题视而不见。明知对方不符条件，却大方地把机会给他。究其原因是，在计划设立方，表明计划成就的不是这一计划未来取得怎样的学术成果(没有这样的耐心)，而是当下通过这一计划，立马“引进”了多少学术大腕，计划中的学术“大人物”越多，越表明计划成功；而具体的学校、科研机构也心领神会，还会主动动员一些已有全职在身的学者，来应聘该计划，以增加应聘的成功率。如此，经过一番运作，计划 “人才济济”，各高校、科研机构增加了多位入选某计划的“高级人才”；人才建设的成果记在计划方和高校、科研机构的身上，经费进入“高级人才”腰包，而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其实在“空转”。此即媒体所称的灰色利益链条。计划设立部门、高校、当事学者确实是多方“受惠”，而受损的是国家的资源、学术的尊严以及青年学者对学术的追求与理想。
严格说来，以上运作，就是学术欺诈，可是没有机构对这些学术欺诈问责。大家一眼就能看到问题，但都装着不知道——除了以上计划，还有院士兼职现象(我国各高校公布的院士数，加在一起远超过中科院和工程院的真实院士数)，以及令人瞩目的“973计划”，该计划也是明确规定首席科学家必须将主要精力投入项目工作，一般需保证70%的时间，可每次计划公布，都会有10数位高校校长入选，真不知校长们怎样保证主要精力投向该项目？更令人焦虑的是，高校教师们都知道这样的运作，但却无力对这些现象进行监督，毕竟，人事权、财权、评价权都一级级掌握在行政人员、行政机构手中，自己无权参与学术决策，更别提投票选院长、校长了。这很大程度让一些运作者肆无忌惮。
要扭转以上现象，在笔者看来，首先，需要组成一个独立的工作小组，对当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政府部门人才计划进行清理，检查其中有多少人才交叉入选计划，计划执行中有怎样的权势交易，对于明显的学术欺诈、权钱交易，应追究计划设立方、具体执行高校和科研院所、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其次，应让政府人才计划逐渐淡出。根据政府人才计划的性质，这本质上还是对学术、人才实行行政管理和行政评价，而非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这就难免人才政绩工程、权力寻租、官官相护以及急功近利、背离学术规律的事情发生。我国去年颁发的《人才发展纲要》已经明确指出，要完善人才管理运行机制，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完善重在业内和社会认可的专业技术人才评价机制。看来国家已经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关键在于付诸行动。
再次，应切实启动建立学术共同体，实行学术自治。以学术管理、决策来配置学术资源，实施学术人才与学术成果的评价，只有这样，我国的学术才能从利益共同体、学术潜规则中突围，学术资源才能真正用于学术研究，而学者们的精力也才会从围着各种计划、项目转，到静下心来认真做研究。熊丙奇(上海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