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公务员考试持续升温，报考人数不断刷新纪录，每年的公务员考试都成为广大应往届高校毕业生厉兵秣马的首选阵地，人们将这种现象称为“公务员热”。从国家到地方，公务员考生除参加“国考”外，为增加考上的几率，考生还会辗转于各地参加考试，这群“专注”的求职者被人们起了个时尚的称谓——“考碗族”，成为大学校园内继“考证族”、“考研族”后的新一代考试族。
上世纪80—90年代，大批科技工作者、知识分子以及部分公务员离开机关，投身企业或自主创业，“下海”一族也被社会各界所关注。曾几何时，“下海”创业如同中华大地春雷过后的新鲜产物，充分体现出当时社会人们求新求变的迫切要求，与眼下的“考碗族”挤破头进国家机关形成了鲜明对比。
表面来看，这一方面是由于就业压力大造成，另一方面是由于公务员考试门槛较低，绝大多数大学生都符合报考条件，使得考试的“平民化”程度较高，且成本投入相较于考上后的待遇以及职业保障，可谓是一项具有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的“良好投资”。而下海创业被视为冒险者的游戏，下海者放弃原本稳定收入和各种保障，到市场中寻找不确定性的收益机会，并不适合所有人。
“考碗”与“下海”都是人才配置及流动的一种社会现象。在“理性经济人”假设条件下，人们都会尽最大努力去寻求个人整体利益最大化选择，包括权衡预期收入、职业风险、工作难易程度、个人爱好、家庭、社会地位等因素。不论“考碗”还是“下海”同属于个人选择问题，本无可厚非，但作为社会风气或激励导向就具有讨论的价值了。
是什么导致不同时期人们更乐意选择考公务员而不是创业或投身企业呢？制度决定了人们各项投资的方向选择，制度安排划割了人们的选择空间并起到了导向性作用。制度经济学家诺思(Douglass C. North)认为“制度变迁决定了人类历史中的社会演化方式，对人的行为也会产生深刻影响”。也就是说，制度安排的变化使得人们会自动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行为，而不论这种利己行为将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上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