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病了可以不用去幼儿园，我病了还要去？”进幼儿园大门时，儿子问张博，他却一句话也答不上来。
他患上了职业病
大学时，张博学的是会计专业，这是个和钱有关的行业，要说他略显内向的性格也适合做这个。
2003年，临近毕业实习的那几个月，张博遭遇了一个至今仍耿耿于怀的挫折，也让不善言谈的他对人际关系多了一份恐惧。当时，他最信任的一个同学称在广州替他找到了一份工作，当张博兴致勃勃地来到广州时才发现自己掉进了传销窝。最让他痛心的是，自己带去的2000元钱被同学席卷一空，那可是父亲在家乡的土塬上风里雨里开着蹦蹦车拉人，五角一元攒的钱。张博永远也忘不了大学二年级开学时自己的学费仍旧没有着落埋怨父亲，敦厚的父亲抽了一晚上烟，第二天咬牙去借了高利贷才凑够了学费，这次高利贷直到张博毕业打工后的第二年才还完。
2000元，那可是全家一年的储蓄啊，张博每次讲到这个遭遇时，眼泪就在镜片后打圈圈。
在火车站借着警察的帮助，身无分文的张博才从广州传销窝里逃了出来。回西安的路上，他没吃没喝，最后一段路程，他是“逃票”才回到了家。他不敢把这个经历讲给父亲。年关时，父亲已经把对联贴在了门上，“关关难过关关过，事事难成事事成”，父亲鼓励已经大学毕业的儿子张博，“去城里闯去，爸还要享娃福呢。”
这样的期待让张博觉得很沉重，他知道他是全家人的希望，哥哥上学不好早早不再念书，全家所有的收入都在供他读书。虽然他从不缺乏对未来的希望，可他总觉得自己的性格中缺少一鼓作气的力量，父亲那样地爱他，他也那样地爱父亲，这双重的爱有时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毕业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西安一家围巾厂做出纳，每月只有300元，微薄的收入在他内心的落差极大，硬撑着干了一年半，最后还是离开了。他觉得大学算是白念了，可他不敢在父亲面前透露这个抱怨。2004年11月，张博去了山东，为一家中型规模的化妆品公司做财务，起初的三年，公司效益不错，张博每月能拿到2000元，除了给自己留下少部分的生活费，其余的钱他一分不少都寄给了家里。
生活的状况看起来在慢慢地变好，上大学的账陆续还完了，父亲甚至还翻新了一下老屋。2008年，张博回老家结了婚，父亲骄傲地告诉邻里亲戚，张博在外地一家大公司做会计。
原本他就要这样生活下去，如果可能的话，他也许会一直工作生活在外地。可这时，他却患上了严重的强迫症。他说不清这个心理疾病是怎么眷顾上他的，或许，长期的财务工作无形中让他觉得很有压力。
整夜，他的眼睛都闭不上，明明知道账是对的，但还是控制不住反复地算，直到精疲力竭；白天出门明明知道液化气阀门已经关上了，可还是反复地检查，一两个小时还折腾不完。
生活在城市却不属于它
2009年5月，张博回到了西安，他的强迫症没办法再让他做任何与账目有关的事情。
他找了好多地方，能让他可以承担房租、暂且落脚的只有这个城市边缘的杨何村。
他先是在东郊一家奶粉厂找了一份库管员的活，每天光往返就得两个多小时，他发现，疲倦的体力活动无形中能缓解他的强迫症。
在奶粉厂的工作也仅仅维持了4个月，只因为给主管提了一个小小的建议，没几天张博就被解雇了。他抱怨过自己为什么不会说话，不会处理人际关系，也抱怨过社会为什么总不给他机遇和平台。
他不想再去单位打工，每到一个新的环境，他在心理上还是有些畏惧人和人的关系，可他又不能不去工作。
他唯一的家当就是一辆电动摩托车，他只能利用这个在城市里生活。父亲生前也是靠蹦蹦车拉人养家。张博说，如果父亲知道自己含辛茹苦供养的大学生竟然干着和自己一样的营生，是不会瞑目的。
他忘不了第一次拉人的尴尬，他戴着眼镜，眉清目秀的样子让别人很难把他和开摩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他不敢主动问别人来坐他的摩的，从早上直到下午，才有一个人主动来问他，他的摩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两年来，他有三次被警察抓住的经历，第一次被罚款300元，他觉得好心痛，那是他和妻儿一月的生活费。第二次、第三次，张博学会了放下颜面，他哀求交警，并讲自己的经历，或许交警看他文绉绉的样子就没有再罚过他的款。
“我们生活在城市，却不属于它”，一次张博拉一个旅客去火车站，马路边一个理发店的音响里传来这两句歌词，不喜欢唱歌的张博牢牢地记住了这两句歌词：生活在城市，却不属于它，“多好哇，就像在写我。”
张博说，如果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该多好。那样，他和老婆孩子生活在农村，种着几分地，他会没有这么多内疚，没有这么多生活的压力，也没有做城里人的自卑。
可他偏偏不是，他不是个城里人，可他也不能生活在农村。去年，父亲生病住了将近一年的医院才过世。病榻前，他一句都没有告诉父亲他现在的境况，他知道父亲一直相信念书可以改变贫穷，他知道父亲一直为他骄傲，父亲临终前仍旧对他说：娃，你是个大学生，你不能再回到农村生活，乐观点，在城里勇敢地打拼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