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一些地方和学校对“减负”的认识不统一，担心自己减轻了学生课业负担，别人不减轻怎么办。有的还持观望态度，不想动真格。有的变着法子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其次，由于历史原因，老师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导致初中英语、数学、科学，以及小学语文、数学等学科出现超规定课时现象；体育、信息技术、综合实践等学科却受场地、设施、设备及技能师资等制约，无法开足。
第三，初中停止晚自修以后，家长对孩子的要求并没有降低，并想方设法找教师为孩子补课。结果变成了校内减负，校外增负。
第四，校外培训机构良莠不齐，难以统一监管：既有教育部门审批的，又有工商部门注册的；既有劳动保障部门审批的，又有民政部门登记的，出现了一个“多龙治水”的格局。
除此之外，浙江的减负也承受着来自地方和社会的压力。例如，浙南某县一中2009年考上重点大学人数较2008年增加50人左右，县长要在一中召开现场会并嘉奖学校100万元；浙北某县中学在近年一次高考中大倒退，学生家长则纷纷到县委、县政府上访。
向违背教育规律的行为“开战”是一场持久战。浙江省教育厅负责人表示，“目前取得的‘减负’效果来之不易，但也是非常脆弱的。”前不久，这位负责人就接到学生寒假补课，以及有的补习班开到军营的举报。现正在逐个查处。
对于“减负”这块试验田，韩平说，浙江中小学生“减负”具备了一些先决条件。浙江省从2003年高考开始就获得了教育部授予的自主命题权，因此，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对课程标准与命题要求等具有相应的调控权。
同时，浙江建立了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试卷质量评估、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情况通报、加重学生课业负担责任追究、课业负担征求意见、教学活动安排公示与家校联动等六项“减负”的保障制度，严格考核与督查，实行“加重学生课业负担”一票否决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