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上来往的车辆很多，稍不留神就被卡车蹭着，这一度让黄益彪觉得拾荒是个高危职业。路上的拾荒者一般会吆喝：“收废旧家电喽！有茅台酒瓶的收来买喽！”他发现，女的喊得勤快一些，男的则碍于情面，喊得少些。
10点左右，三嫂打来电话，说某酒店有货让收，让收货的就是三哥的“窝子”。
到了酒店后门，三哥和三嫂进去整理酒店杂物，黄益彪则在外面帮忙照看行头。这时有新客户上来询问，他便把三哥叫出来，一起和新客户谈生意，对方是40岁左右的中年男人，给的是一些纸壳和铁皮等杂物。
看完货后，三哥问对方要价多少，对方开价70元，三哥还价40元，说，“这些纸壳不挣钱，况且铁皮又少”。
对方让多给点儿，三哥只让了5元，还价45元，对方挠头不想降价，三哥故意转身要走，对方问还能不能加点儿，三哥说不能。无奈之下，对方要价50元，三哥听后就把货收了。回去的路上三哥告诉黄益彪，这批货转手卖给回收站至少能赚30多块。
交易后，拾荒者会将随身带的名片发给货主，如果是新货主，就多发几张，以防他们弄丢，以此来培养老顾客。
把货捆好后，黄益彪推来三哥自制的三轮车装货。这种车在拾荒者中很常见：前面是一个杆，作牵引用；后面是三角形，上面铺一个木板，每条边下面有一个轮子。满满一箩筐加上这一车货就是整个上午的战利品，下午则是卖货阶段。
他们一般是把货卖给回收站，但是像家电这样的“贵重”物品，有时刚买进，出门就转手卖给其他需要的人；有时则把货运回住处，该修的修，该拆的拆，囤积一段时间后再集中销售。
这一天，三哥挣了100多元，“这算少的”。他们这行谁挣得多谁挣得少，看的不是谁起得早跑得勤，而是跑什么货。三哥告诉黄益彪，几块钱一个的茅台酒瓶子，找到黑市可以卖到几十元钱一个；一个洗衣机收两三百元，倒手卖到五六百元也有可能。
出来打工的人有了孩子后最好的工作就是拾荒
黄益彪发现，这群拾荒者一天平均收入四五十元，生意好的一年能挣五六万元。这不符合他此前的设想：拾荒者收入少，甚至难以维持生计。
做这种拾荒的人通常在三四十岁，主要是六盘水、安顺周边县市的农民，他们多数有几年在外务工的经验，有一定的闲散资金，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生意头脑，“就看重这行的高收入”。
没有门槛，“还可以做自己的老板”。25岁的小平刚来，“窝子”少，找不到生意做的时候，他也去附近的建筑工地干活，打些零工，多挣些钱寄回家。
一次聊天中，30岁的和平哥向黄益彪谈起他以前的经历：17岁开始出门打工，做过餐厅洗碗工、工地搬运工，但都没挣到钱，后来在建筑队打山洞时挣到一点钱，但又太危险。经朋友介绍，时年19岁的和平哥来到贵阳开始拾荒，一干就是11年。
虽然年龄不大，但和平哥已是这里最“元老”的人物，“窝子”最多，挣得也最多，在老家已修了一幢10多万元的楼房。
“都市拾荒成了一些打工者转型后的职业。”这些人告诉黄益彪，出来打工的人在自己有了孩子后最好的“打工”就是拾荒。
黄益彪调查了这一地区50个拾荒者，平均年龄在36岁左右，其中男性29名，女性21名，已婚45人，配偶在身边的有21人，而结婚当中有孩子的占八成，较多夫妻双方是带着孩子一起出来；孩子则基本上七八岁大小，上小学二三年级。
40岁出头的刘阳姐告诉黄益彪，“孩子大了，还是带在自己身边好，能罩着，也能管着。”白天刘阳姐出去做生意，孩子就在附近城乡接合部的学校上学，“虽然老师教得不好，但总归有个学上。”
黄益彪渐渐发现，这群人虽然大多只有小学文化，但在孩子教育问题上却不含糊，尤其是做拾荒生意时间长了，见识相对多了。和平哥对他说，“我读的书少，希望孩子多读点书，考个大学啥的，脸上有光，以后他们的日子也好过。”
不过，需要担心的地方在于这一群体偶尔会受到歧视，刘阳姐更是怕孩子因此会受到同学欺负。
有一次，一个城管看到刘阳姐正在捡废纸盒，便呵斥她扰乱城市秩序，她连头都不敢抬一下，一旁快7岁的小儿子站在旁边说，“妈妈，我要好好读书，以后一定不会再让人欺负你。”
“有的酒店门口的迎宾小姐看我们穿得不怎么样，就看不起我们，我们告诉她们那点工资不算什么，我们有时一天就能上千元，她们还不相信！”刘阳姐不忿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