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啃老”是一个全球性社会问题，在不同地区“啃老”者被冠以不同的称谓：“袋鼠族”、“‘回飞棒’小孩”、“赖巢族”。
80后“啃老”现象不断遭到媒体诟病，其实“啃老”并非中国独有。20世纪末英国人用NEET专指“既没有上学也没有就业或接受任何职业技能培训、必须依赖父母养活的青年人”。1998年法国《快报》的一篇文章中使用了词汇“袋鼠族”，用来比喻“大学毕业后，到了就业年龄，却以薪水少等为理由，仍依赖父母的那些年轻人”。类似群体在美国被称为“‘回飞棒’小孩”，在德国被称为“赖巢族”，在台湾地区被称为“尼特族”。“啃老”是一个全球问题，所以我们在讨论中国年轻一代“啃老”现象时，不能简单归因于父母溺爱、教育缺失、年轻人缺乏独立拼搏精神、社会福利水平低等，而应该探讨现象背后更为深刻的原因和影响。
科技进步和经济转型导致的“社会性断乳”普遍推迟，是全球性“啃老”现象的根本原因
孩子长到一定时候，“在抚育的末期，必须有一个社会性的断乳”。问题是，子女什么时候才算真正长大呢？这不仅涉及生理学知识，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学问题。传统社会中，成年主要以生理成熟为标志，并通过各种“成人礼”来纪念。从经济和家庭生活的角度来看，一般将年轻人能够在劳动力市场谋得一份职业作为成年的标志，因为此时他基本可以养活自己，可以进行社会性断乳了。只不过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转型，劳动者需要更多的知识储备和技能培训，才能谋得一份满意的职业。这导致了一个重要后果，即社会性断乳的普遍推迟。以往一些国家以18岁作为子女独立的标志，但是目前大多数国家18岁的青年依然在接受高等教育，还需要父母供养。正因为如此，抚养期被拉长，社会性断乳延后，这是全球性“啃老”现象的根本原因。
近年欧美国家主要以危机型“啃老”为主，而中国主要以发展型“啃老”为主
笔者将“啃老”分为两类：一类是危机型“啃老”，系因经济危机或波动影响青年就业而导致；一类是发展型“啃老”，特指社会发展过程中子代无法承担教育、城市化等高额成本而出现的依靠父辈的现象。以此来看，近年欧美国家主要以危机型“啃老”为主，而中国主要以发展型“啃老”为主。
20世纪90年代末，英国青年中有接近十分之一的人没有工作，靠父母供养。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失业率提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买不起房，沦为“啃老”族。意大利、德国、日本、韩国等面临同样困境。这种现象与宏观经济形势有直接关系。对于欧美国家“啃老”族来说，“啃老”是高失业率的直接后果。
目前中国的“啃老”现象，主要与快速城市化有关，因为更多的人在涌入城市，追赶着高成本的都市生活。任何一个国家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过渡到电器、房产等耐用消费品时代，都面临着高度风险。社会发展压力增加了人的生存和成长成本，当其不能由一代人单独完成时，就需两代人共同分摊。如果说中国“啃老”现象是两代人分摊城市化发展的成本，那么对于欧美高失业率国家来说，“啃老”就是两代人分摊经济不景气的负担。
经济发展水平与“啃老”负担
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啃老”给父辈带来的负担也有所区别。西方发达国家相对富足，家庭收入和社会福利都较高，“啃老”是“有限负担”，家长尚能从容应对，所以代际关系并不是特别紧张。相反，中国是“未富先老”，父辈家庭承担着巨大的负担，老人积蓄有限，“抗啃”能力明显不足。
一些学者将子代对父辈的过度索取现象概括为“代际剥削”，虽然用“剥削”一词描述父子关系让人在情感上无法接受，但是从两代人的物质交换过程来说，父辈确实遭受了严重的剥夺。巨大的社会转型成本，通过子代转嫁给了父辈，而这是欧美发达国家不曾遭遇的。
该如何应对“啃老”现象
费孝通认为，中国的代际关系是反哺模式，亲代抚养子代，子代赡养亲代；而西方是接力模式，甲代抚养乙代，乙代抚养丙代。在中国传统的代际关系模式下，夫妇能够更大程度地容忍这种子代压力。或者说，正是这种无限责任的代际伦理，使中国家庭分担了社会快速发展的成本，而不用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因高社会福利而不堪重负。对于我们来说，治理“啃老”的主要手段就是加强宏观调控，特别是房价调控，降低城市化成本，缓解青年一代压力的同时也解放了他们的父辈，“啃老”现象自然得到控制。
对于欧美国家来说，问题却没有那么轻松。宏观经济形势不能轻易改变，政府需要高超的政治艺术来协调老年和青年的利益关系。法国为了减轻财政负担，不得不推迟退休年龄和领取退休金的年龄。因为按照目前的局面，单靠年轻人工作根本无法养活老人，只能让老人继续劳作，自己养活自己。这是整个社会层面的“啃老”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