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英语教育的过程应当是文化的选择与再生产。英语教育涉及中华文化与他文化如何交流的问题,故而英语教育应该同时担负起对外拓展交流空间,对内认同民族文化的重担,以达到文化交流的“自养”与“抵抗”。
英语教育必须涉及文化选择与再生产问题。一方面是英语教材编撰者把可供选择的文化内容限制在一定的语境与场域内,确定社会存在所必需的信念、态度和技术等,把符合受教育者的认知和个性结构,符合所在社会的文化环境,符合所在社会利益的最优秀的文化因素提取出来,厘清不同层次文化之间的横向结构与纵向关系,以保证相关文化因素间的相互沟通和各级文化层次间的前后连贯。另一方面,英语教师对教材中的文化内容还有一个提炼的再生产过程。英语教师以学生最易接受和理解的方式将该文化中社会成员共享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传递给学生。这种模式不仅涉及学生如何接受英语国家历史上创造出的文化遗产,即强调从旧有的文化传统中吸取社会规范、伦理秩序等文化资源,还重视与强调学生如何受益于这些文化知识,从而获得文化交际的内核,适应变化的文化环境,赋予所学文化新的文化意蕴,实现对文化的再生产。
其三,英语教育的评价应当是文化的检测与审视。目前英语教育的评价过多地倚重量化,而很少采用质性的评价手段。这个质性检测与审视包括考察英语课程资源中文化内容的价值观与时代性以及英语教师授课中的文化导向,考察学生在英语学习中表现出来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念和跨文化意识以及他们接受英语教育后所具有的国际视野和对祖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英语教育的任务一定不能局限于仅仅讲授或传播语言和理论知识,而是还需建立一种新的文化表达形式与对待世界的新态度,需具有开放与包容的心态,以保证文化知识不被限制在死板的系统性组合和简单授课的机械行为中,而是总为文化的表达与发挥留出空间。英语课堂一定不能成为固守僵化的教学范式与传授经典语言知识的中心,而应成为倡导灵活的教学模式、不同文化的碰撞、怀疑和辩论并且尊重与传播文化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