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敏显然不了解下乡的实际意义，在她的QQ签名中，她曾一度用“进城”形容她的“三下乡”生活。
下乡等于“进城”？“三下乡”出现了哪些问题？毕业于湖南某二本院校的冒磊(化名)向记者说起他参与“三下乡”的全过程：
“学校下乡名额有严格限制，每个学院20人左右。普通学生大多不知道下乡的事儿，我在校园媒体工作才知道消息。我很想报名却没有指标，于是我找到校党委宣传部的老师要求‘开后门’,她给院书记挂了个电话，我这才如愿。原以为会去很落后的山村，但车停在了小镇上，住宿条件并不差。期间开展了一些可有可无的活动，晚上跟同学聊天时，他们觉得下乡也就这样。一周之后，我们开始返校。老师说要留下一部分人写总结材料，其他人可以回家，我没有参与，便收拾东西回了东北。我入党时，下乡的经历加了分。”
冒磊没有参与撰写学校、地方政府各一份的汇报材料，但山东某高校2009级团委学生干部王慧(化名)曾为汇报材料伤透脑筋。她对汇报材料的用途表示怀疑，甚至直言学生没日没夜赶出来的汇报材料也仅是高校“面子工程”的一部分而已。
变味的原因
黄淮学院毕业生朱建峰，2004年曾参与该校成立后首次组织的“三下乡”活动。破烂潮湿的房间、长满绿苔的案板是他起初最深刻的体验。在他们三下乡支教服务结束后，当地百姓敲锣打鼓夹道欢送。他至今也难忘老百姓质朴的笑容。如今，是什么原因让部分地区、高校组织的“三下乡”遭遇收效浅、形式化之类的质量滑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