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高晨印象最深的是，考试之前，有位老师向考生面授机宜，“他会教你如何利用交卷的时间偷看卷子，如何偷看旁坐的机读卡，如何在考试作弊被抓后向老师解释等，甚至告诉你如何在考前‘效劳’监考老师，最后还温馨提示一句，‘考试前，先把周围同学的成绩情况掌握好，不要抄到差生’”。
一名有过高考复读经历的大学生告诉记者，他也听到过类似的话，在复读班里，老师会向他们面授作弊要点，“高考时偷看别人试卷是没关系的，能看尽量看，监考老师出于不得罪人的心理，一般都会睁只眼闭只眼。只要不传递纸条或是夹带，不留下明明白白的物证，多半没什么事”。
记者了解到，与以上这些比较直接、明显的作弊手段相比，高科技作弊可谓年年翻新，一些新型高考作弊手段令人产生间谍电影的感觉，比如：眼镜式信号发射器，将微型发射器装置在眼镜腿中，用微型开关控制；口香糖式骨感发射器，只有口香糖大小，可以放在口腔内，通过牙齿震动控制信号发射；专用作弊矿泉水瓶，与普通瓶子外观一样，但底部是个LED显示装置，当水喝至三分之一水位处时，水面就会折射出瓶底的信息。
山西省教育科学专项课题“高考作弊行为及防范机制研究”，通过对我国近年来媒体曝光的近40个高考作弊案件分析，发现我国高考作弊的方式主要有9种：利用高科技手段作弊；由他人冒名顶替参加考试的作弊；教师组织策划下的学生作弊；考试监考人员失职或渎职背景下的作弊；考试监考人员泄密作弊；教育行政官员利用职权帮助子女作弊；利用高考移民作弊；利用高考加分作弊；伪造、变造考生档案作弊。
据介绍，其中的主要特点包括：团伙作弊居多，甚至跨地区作案；高科技作弊凸显；教师等容易成为作弊的组织者、参与者；考生家长是许多高考作弊案件的始作俑者；个别地方高考作弊普遍化；一些高考作弊横跨多个系统。
打击高考作弊法律存漏洞
应该说，不管是新修订的《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还是各地严格的考场监管，都已经告诉考生，高考作弊将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为何仍有人置“史上最严”于不顾。
业内人士认为，打击高考作弊的软肋依然存在。
参与山西省“高考作弊行为及防范机制研究”课题的一名研究人员告诉记者，打击高考作弊存在法律空白，惩处力度不够。对于高考作弊行为，我国目前主要依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及教育部出台的临时性规定等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定罪量刑。但不论是教育部规章，还是国家刑法，其处罚力度普遍较小，不足以震慑违法犯罪行为。现有的处罚力度对某些当事人而言，违规成本并不高，给人的感觉是这种处罚无关紧要。再者，在高考中团伙作弊频频出现，而现行刑法对于惩治非考生的作弊团伙还存在很大空白。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现行法律的缺失，打擦边球，伺机作案。案发后，相关人员得不到应有的惩处，反过来还会助长不法分子再次作弊的气焰。
教育专家熊丙奇认为，新修订的《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规定，盗窃、损毁、传播在保密期限内的国家教育考试试题、答案及评分参考、考生答卷、考试成绩，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即便如此，我国对考试作弊的处罚还是偏轻。一方面，本该进行司法处理的，一些地方只是轻描淡写地进行行政处理，比如，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代替他人或由他人代替参加国家教育考试，是在校生的，由所在学校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直至开除学籍；其他人员，由教育考试机构建议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直至开除或解聘，教育考试机构按照作弊行为记录并向有关单位公开其个人基本信息”。而在境外，代考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如，2010年5月，一名18岁的内地学生被请到香港做“枪手”，他持假身份证替香港考生应考美国大学入学试，收取2500港元，后在香港观塘法院以串谋诈骗罪被判入狱半年。另一方面，就是明确进行司法处理的行为，往往也不按司法进行处理，理由是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比如，每次泄题事件发生后，不是由司法机关第一时间介入调查，而是由教育考试部门自行组织调查。而按照我国刑法，泄露国家统一考试试题，就是泄露国家机密，因此，这根本不存在无法可依的问题。
对此，熊丙奇建议，打击高考作弊，应依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和刑法，对考试违规、违法行为进行严肃问责。建立司法机关第一时间介入调查的基本原则，而不能事先由教育部门自行调查，再视情节轻重移交司法机关调查。众所周知，不论是考题泄露，还是考场出现里应外合的作弊事件以及团伙性作弊，教育考试部门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仅教育考试部门自身进行调查，是不合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