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票起初是两毛钱一张，看的人多，一下子涨到两块钱。那是个新旧交替的月份，下着大雪，但排队买票的队伍有几公里长”，他每天都在关注报纸上描绘的空前盛况。
在展览前一年，由英国著名性心理学家霭理士著、中国优生学家潘光旦译注的《性心理学》在建国前出版后首次再版，年轻的教师彭晓辉一连读了三遍。从此，他开始系统自学性学学科。
1990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卫生部等六部委首次在《学校卫生工作条例》中规定，普通高等院校要在开设的健康教育选修课或讲座中加上性健康教育的内容这是为彭晓辉选择性学研究方向注入的又一剂强心针。
然而，在一个长期将“性”视为洪水猛兽、不登大雅之堂的古老国家，他的选择仍然需要勇气。
他的亲戚当着他面说：“做点别的不好？为什么要做这个专业？”
“人各有志。做点别人没做过的，总比炒别人的剩饭要好。”他回答说。
他祖籍湖南，出生于武汉。因父亲被划为“右派”，小时候被迫先后寄宿于舅舅、姨妈和母亲的其他表姐妹兄弟家。长时间寄人篱下的生活，让他养成了好胜心强、不服输的性格。
《性生物学》最终改变了彭晓辉的专业方向，而这位潜心治学、一心要为母亲争光的年轻人暂时还不可能想到这一点。他的担心非常现实没有学生对新课程感兴趣。
他私下给学生干部打招呼，让他们动员身边同学选修。最终，看在他的面子上选的、大胆好奇来听课的，一共有三四十人。“至少这门课可以开下去了，”他长舒了一口气。
单纯的“老师爸爸”
“彭老师，请您一定好好读读我的文章。”一位在课堂上谨小慎微的女生，双手攥着一篇课程结业论文，交到彭晓辉手里。
在彭晓辉印象中，这位说话低声低气、总是垂眉不语的女生，还是第一次敢于直视他的目光。但是，她的眼里含着泪水。
这事儿发生在十年前，全校公共选修课《性科学概论》的课堂上。从1995年起，华中师范大学发展第一批素质教育选修课，彭晓辉将《性生物学》加入性心理学、性社会学的内容而扩展为《性科学概论》，面向全校非生物专业学生开放。
这位女孩便是中文系的学生。文章中，她详细描述了自己的童年“性经历”在懵懂的童年时代与小男孩玩过类似抚摸的性游戏。长大后，她觉得自己是“荡妇”“破鞋”，把所有贬低女性的词语都放在自己头上。
让彭晓辉牢牢记住的，是她文章中的最后一句话：“您的课程解放了我。”
还有一些男生在夜晚打来电话，声音急促：“彭老师，出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