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大学新生群体多样性的退化应引起我们足够重视。从招生制度改革入手，形成一种与集中化趋势对冲的力量，可以逐步减轻在升学问题上显现出来的社会性焦虑，以引导教育健康发展。
最近，有关“超级中学”垄断著名大学生源的新闻引发热议。笔者也听到来自一些中学的声音：十年前，他们的学生还有不少考进国内著名大学，但现在却与国内著名大学越来越无缘了。
笔者到过一些著名大学调研，发现这些年招收的大一新生中，中学的覆盖面确实在不断缩小，有的甚至在十年间缩小了三成。一些公开的数据分析也显示，不仅新生中涉及中学的数量减少，而且生源向少数中学集中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
这种变化，其实并不是大学刻意所为。大学，只是按照国家的招生制度，在报考的学生群体中选择“最好的”。但这种招生制度加上一种将“优秀学生”向少数中学集中的力量(地方政府初始引导，以及由此带动的巨大社会力量)造成了这种令人吃惊的局面。
这种局面是导致“小升初”、“择校”等社会性焦虑的原因之一——人们看清楚了，只有送孩子到哪里上中学，上好大学的几率才会很高；而要上那样的中学，则需要选择到哪里上小学才比较有可能。而且，我们看不到由于这种局面，现在进入著名大学的新生群体要比十年前的更优秀。也就是说，回望十年，由于一种无形的力量，导致了优秀大学新生群体多样性的缺失，而多样性的退化将对大学教育产生长远负面影响。
为了教育健康发展，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扭转这种局面。过去几年，至少在北京，多次有政策出台，以抑制“择校风”、“补习班潮”，但收效不大理想。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利益关系复杂，难以操作，另一方面也在于涉及的只是象牙塔的下半部，一个措施直接针对的面很大，各种阻力也大，难以有全局性影响。笔者从另一个角度提出如下建议：
限定一所大学在同一所中学招生的人数不超过所在地区招生总数的一个比例，例如15%。当然，这个比例可根据局面的发展进行宏观微调。
或者，让大学自主决定在同一所中学招生人数的上限(当然应该是对所有中学统一的上限，而且是提前若干年公开)。这样做更有意义，也符合扩大大学办学自主权精神，可以让一些著名大学先行先试。笔者相信，真正的著名大学，不会因为现在可以从少数中学招得大批高分学生的眼前利益，而放弃推动教育健康发展的责任，以及改善新生多样性将带来的长远利益。
不难想到，这样的政策给出了一个信号，会让更多的中学有希望，让更多的学生有希望。由此向下推开，有可能对基础教育，以至于对整个教育的生态平衡起到促进作用。
这个建议的基本精神是挑战“高考分数的决定性”。也就是说，在一个地区录取学生的时候，不再是简单按照分数排序，根据招生人数划出一个分数线，而是也要兼顾学生来源的多样性。
或许，会有人担心随之而来出现类似于“高考移民”的“借读风”和“转学风”。笔者认为，一方面可有一些辅助措施，另一方面，随着政策的实施，教育资源和优秀生源在较大的中学面上分布，那些“风”也就会自己缓下来。而且，一旦优质教育资源过度集中的教育生态改变过来，这种政策的约束性会越来越淡化，其结果会自然体现在大学招生实践中。
教育是最基本的民生问题之一。过去十多年，中国教育的蓬勃发展举世瞩目，但潜在的问题既广泛也深刻。在教育的各个层次，有区别的发展是必要的，也是自然的，但我们要防止过度人为“区别”、“示范”或者“拔尖”所带来的严重弊端。著名大学新生群体多样性的退化就是有关弊端的一种具体体现。我们当前有可能从招生制度改革入手，也就是从顶层入手，形成一种与自下而上集中化趋势对冲的力量，逐步减轻在层层升学问题上显现出来的社会性焦虑，以引导中国教育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