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那对香港有好处吗？
答：我们必须意识到，香港现在仍有一些优势，但这些优势正在消失，速度非常快。我们觉得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相当巩固，可是看看上海和新加坡吧，新加坡人正在做的一些事情，实话说比香港的现状更让人振奋，他们的教育投入占政府预算的比例高得多。再看看香港的基础设施建设吧，我们这里在做什么呢？一切都进展得那么慢！
问：年轻一代领导者的新鲜血液是否有助于应对这些问题？
答：是的，但这不一定是因为这些是西方新鲜血液。愿意开放企业并超越传统范畴思考问题的理念将会改变决策机制。不过，香港仍然非常强调传统，那也非常重要。在我的研究中心，我喜欢强调“亚洲案例，由亚洲人为亚洲人研究”。
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现在的商学院总是想追随哈佛商学院，用他们的案例来教育学生。而我想说：稍等片刻。看看西方世界现在发生的一切吧，特别是他们的经济问题，我们真想总是追随其后么？为什么不研究那些亚洲案例呢？它们是亚洲人为亚洲人所写，或许还可能被世界其他国家的商学院采用。我们需要融入社会，需要从任何一个社会中吸取优秀成分。
问：梁振英为何没有得到香港最有权势的那些家族的拥护？
答：我觉得有两方面原因。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个外来者，香港社会的政商关系非常紧密，商界人士对这种紧密关系感到非常满意。如今梁振英出现了，我不知道他是照计划行事还是应时而生，但总之他显然能够获得(大多数)民众的支持，或者说人们认为大多数民众支持他，尽管民众没有直接投票的权利。就连中央政府后来都转而支持他，而一开始北京方面可是鼎力支持唐英年的。
对在香港运营企业的家族来说，这意味着什么？他们感到恐慌是因为他的立场不为人所知——至少在是否支持商业界这方面来说。面对现实吧，如今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贫富差距都在日益扩大。有些人买套公寓就花2000万美元，还有些人却得蜗居斗室，全家人的居住空间可能只有一间办公室大小。人们感到，梁振英将作出一些改变，而且坦率地说，五年之后，他还会竞选连任，为此他必须得做所有这些事情。而他正在做的这些事情将或多或少被看成是反商业界的，商界人士因此感到有些担忧。
问：那它们真的一定是反商业界的吗？
答：这是认识上的问题，如果你规范运作企业，你应该没有任何理由担心。
问：考虑到政府的这种执政方向，企业与家族未来将面临何种实际变化？
答：不可避免的是，政府将会采取一些行动，尝试收窄贫富差距，或者说使巨富阶层与贫民之间的差距稍微公平一些。我不认为税率将会上调，我不觉得那会发生，但更严格的监管政策已经悄然而来。
问：这种社会背景的演化，是否会促使更多家族企业寻求外部专业人士的帮助？如您所说，这本就已经是必要的。
答：是的，那本来就有必要。不可能再完全靠社会资本生存下去，你得有一些真正的人才。变化将会出现，可能是政治驱动，也可能不是，可能是社会驱动，也可能不是。香港人将作出调整，我相信这将是成功的。中国大陆也正在经历与香港极为相似的挑战，而且他们可能还领先一步。
问：从什么角度来说如此？
答：我认为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更愿意承担风险，在这方面领先一步。如果你起家的资本非常少，你就倾向于承担更多风险，这就是第一代和第二代企业家的区别。
另一方面，家族企业仍将颇为重要。即使在美国，标普500指数成分股企业中有三分之一都是家族企业。人们看到的是，许多这类家族并不再充当相关企业的管理者，而是逐渐演变为仅是所有者。但它们仍然是家族企业，创始家族仍控制着投票权，重大决定仍需经他们同意才能作出。
问：如此说来，你觉得香港也会出现类似趋势？
答：是的，不过还有另一种有趣的趋势。我认同这样一种观念：每隔三代就得重新轮回一次。看看利丰有限公司吧——冯国经和冯国纶兄弟，他们的语言风格和行事方式，简直就像是第一代创业者。有些公司自称历史悠久，但实际上它们是从头开始创业。那是好事。(来源：福布斯中文网 作者：Russell Flanne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