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仅靠伯乐相救
这是一个乍看起来很“伯乐”的故事：一个优秀毕业生，在英语上屡屡兵败麦城，却终于在校方慧眼之下，突破制度，获得学位。对于身陷行政化僵局的中国高等教育而言，这一步确实殊为难得，也无怪乎有网友评论，“成都理工大学为毕业生做了一件难能可贵的、负责任的事情”。“可贵”与“负责”的褒赏，说白了就是对破格举荐人才的致敬。邵周成的才学，足以对得起一纸本科毕业证与学位证。
我们常说要“不拘一格降人才”，但人才不是天上掉的馅饼，如果没有不拘一格的人才认定，市环节又如何消费得上不拘一格的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说，成都理工大学教学督导组组长姚圣国所写的《对特别的学生我们最好不放弃》一文，既是民意与历史所趋，又是教育规律的内在要求。但问题是，如果没有制度兜底，靠良心与机遇的“不拘一格”，何尝不是另一种自由裁量的权力？这些年，我们对高考加分与举荐制度的诟病，显然不在于其良善初衷、而恰在于令人浮想联翩的“自由度”。
四六级考试存在弊端
早在2005年，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在做客新华网回答网友提问时就明确表示，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存在弊端，这一点教育部是清楚的，而且正在研究改革的办法。然而时至今日，改革办法仍没有下文。我们不能把邵周成这样“怪才”的命运寄希望于诸多个“假如”，寄托于教授赏识的幸运，我们需要的是重塑现代大学精神，需要有利于培养杰出人才的教育制度化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