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常”毕业的正面效应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惜才爱才的教授，开明宽容的大学，同时还看到了制度和程序为“特殊的学生”提供了通道。如果说曾经数学只考了15分的钱钟书能够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是校长“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个人行为，今天的大学能为一个普通学生如此“兴师动众”、层层把关，还得益于“复议程序”和制度建设，得益于社会观念越来越开放、包容，这些都将有利于多元化的人才评价机制逐步形成。
邵周成的“非正常”并不仅仅是英语四级未通过和英语必修课挂科，还体现在明知毕业无望的情况下，他对毕业论文的认真和重视程度远远超出多数本科生。“为了给自己的大学生活一个交代”，这样不功利的态度更是难能可贵。
是金子总会发光。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会用自己的“特立独行”让追逐“主流”的人汗颜，如在充满“复制粘贴”的本科毕业论文中，邵周成那沉甸甸的与已有文献重复率仅2%的毕业论文一样。
若不是另外的两个细节，这个故事堪称“完美”：一是关于邵周成特授学位的公示上网不到两小时，就有另一位大学英语四级没过的校优秀论文作者，希望享受到和邵周成一样的待遇；二是促成此事的教师坦言，如果邵周成拿到学位后只是忙于找份工作，无论贫富，我都做了一件错事。这是两个无法被忽略的细节：于前者而言，如果邵周成的特例，不能因循成一种制度，那么，对于等同于邵周成、或优异于邵周成的同学而言，显然就有失公允；于后者来说，校方显然寄望于这种“特例”能带来社会价值，而不仅仅满足于自我价值的实现，那么，“特授”显然就是一种附条件的“糖果”，是恩赐、是额外奖赏。陈寅恪先生认为，大学当培养“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然而，公平正义是独立与自由之上的秩序诉求。成全一个优秀的邵周成、还是矫正失衡的制度，这是“特授”之后亟待反思的现实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