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兄的两个孩子今年一起高考，分数出来后，不甚理想，复读了一年的侄子才考了360多分，侄女更少。堂兄不止一次在我面前抱怨：怎么现在农村的孩子考个本科还这么难？我则总是无言以对。的确，来到北京之后，满大街尽是大学生，高学历一抓一大把。去年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更是感受到自己一个本科学历，恐怕以后在北京不好混了。一边是满城尽是高学历，另一边则是挤破了头也挤不出几个大学生，这究竟是怎么了？
近些年，网络炒火了不少概念，各式各样的“二代”便是网民们的杰作。2009年，杭州“欺实马”事件，引爆了公众对“富二代”这个群体的愤怒；2010年的“我爸是李刚”则将“官二代”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类现象，分析和评论的文章放在一起恐怕能出一屋子书了。其中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分析视角，便是权力市场经济的出现，导致社会转型期的不公正日趋明显。直白点说，就是30年的改革开放将蛋糕做大了，但是在蛋糕的分配上却出了问题。
我承认，将仇富和仇官两种情绪搅在一块说，怕是有些不妥。然而，执政党的一个重要施政理念便是“以民为本”，《人民日报》更是语重心长地强调各级官员要倾听民众的声音。“贪官当道不好，奸商欺世也不好”，这可以看作是底层民众对一种朴素正义的追求。即便老百姓的话不乏情绪化，也不可以让他们的声音“沉没”，因为既然“领导”做得不够好，就要允许“群众骂娘”。其实，老百姓过日子并没有过多的奢求，“生活有奔头，活出个人样来”就够了。所谓“有奔头”，学术的表达就是“有上升渠道”，往细里说，就是一个人即便生活在底层，通过后天的个人努力，没个好爹也能闯出一片天来。至于“活出个人样”，说的则是一种“底线人权”——吃饱喝好有地方住，不被有权有势的人欺负。这样的要求不算高吧？然而，即便是这样的低要求，落实到每一个人尤其是底层民众，又谈何容易？
在这里，仅举“农二代”一例，对，又是“二代”，然而这类“二代”却少有人注意，放到全社会，他们是沉默的一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按道理，教育是提升一个人上升的重要途径，然而，在教育产业化的大潮下，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据统计，在高等教育学费的大幅度提升之后，高校生源发生了结构性改变。1996年以前，中国高校生源农村占60%到70%，城市占30%到40%；随着这几年学费的持续高涨，2003年，农村生源缩减到40%至50%，而且呈现继续缩减的趋势。而这个比例到今天恐怕更小。没办法，“农二代”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教育资源分配的城乡差距到底有多大，名校里越来越少的农村学生就是一个重要指标。
“父望子成龙”，为了从根上解决下一代的问题，农村的父母真是“起早贪黑，流血流泪”供孩子读书，使劲把他们送出农村。据笔者的观察，近些年来，这样想这样做的父母怕是越来越少了。因为，他们发现，很多邻居家的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大有人在，找到了收入也不见得比那些早早弃学出去打工的孩子多。那些大学生的父母，发现知识也不一定能改变命运；至于城里找不到工作的“农二代”，除了抱怨自己没个好爹外还能作甚？就业机会的不均等，就业资源分配的不公正，叫他们怎能不仇官、不仇富？
进一步说，那些稍显幸运的“农二代”找到了工作又怎样呢？撬不动的户籍制度，让人找不到自己的“故乡”；居高不下的房价，更是磨灭了年轻人的梦想。一个好的社会和制度，不外乎创造可能性。可是对“农二代”来说，上升的路却越走越窄，因为阶层早已固化，而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有权有势者，又往往利用自己的“独特优势”，去攫取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甚至还要把这些资源留给自己的下一代。
古语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虽然这里边的“官本位”意识我不甚赞同，但是科举制度确实为“庶民”成为“士人”创造了一个相对公正的机会。白岩松说，“没高考拼不过富二代”，可是，在教育资源和就业资源分配不均衡的情况下，有了高考，“农二代”也不见得能拼过富二代。(大公中原新闻网记者 袁训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