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岁的小王，重点大学法律专业的高才生，正全力冲刺公务员考试，但人生因一纸诊断而改变。
一个月前，他被确诊为艾滋病感染者。
如何从噩梦里走出来，他的日记记录了心灵挣扎的过程。
今天，是世界艾滋病日，我国定下的宣传主题是“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
河南商报摘选他的部分日记，希望我们每个人能相互关爱、相互尊重，真正了解艾滋、消除恐惧、守望相助。
22岁的他突然觉得外边的阳光不再属于我了，好恨自己！
2011年10月21日周五
这是一个普通的早晨，我一边刷牙，一边哼着小曲。
电话突然响了，对方自称是疾控中心的，问我9月份是不是献过血，能不能一会儿去他们那里面谈？
我的血有什么问题？作为一位GAY(男男性行为者)，我突然想到很可怕的三个字！牙刷一下子被我咬断了，镜子里的我脸色煞白。
坐进疾控中心一间办公室，工作人员很客气地递过一份报告，一个大大的红色印章直刺眼睛：“阳性”！泪水随即在眼里打转，强忍着才没有掉下来。突然觉得外边的阳光不再属于我了，好恨自己！
2011年10月22日周六
昨晚终于累得昏睡过去，等我睁开眼的时候，有那么一刻，我觉得这是很美好的一天，准备爬起来。
突然间我又想起了昨天的事情，一瞬间，全身的力气一下子被抽干，我又无力地躺下。
躺到不能再躺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是不是应该想想往后的生活怎么办。
红丝带网、联合国网站、红十字会——网络里就像是大海捞针一样，这个时候我特别需要找个人说说我的恐惧，告诉我未来怎么办。
终于，输入“河南感染者”几个字后，蹦出来的一个“河南三禾工作组”引起我的注意。他们自称会帮助艾滋感染者。我就需要找到这样的组织。
听到电话通了，我的手激动地抖。
2011年10月24日周一
这几天，我每天都坚持给三禾工作组负责人吴涛老师打个电话，讨论以后的生活。
我说，这些错是自己造成的，自己只能承担这个后果。
但吴老师马上就反对，他说这不是我们的错，我们没有错，我们只是不懂得怎样保护自己。
虽然此前已经接受了自己被感染的事实，罪恶感并没有减轻，但这句话真正让我卸下包袱，不再怨恨自己。其实，艾滋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没有求生的欲望。
2011年11月27日周日
今天，是“国考”的日子。
不过，相对于其他人拼命考好的心态，我是想着如何考砸。
爸妈一直希望我当公务员，这以前也是我的奋斗目标，可自从知道《公务员体检通用标准》中判定艾滋病不合格，我就死了这条心。
我知道有人为这不公正的待遇打官司，我没这个勇气，暴露在公众面前，让别人在我爸妈后面指指点点……
16岁的他
我以为就跟得了感冒啥的一样
小王正在努力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可是记者希望采访他时，他选择了拒绝。
前天，45岁的老何和16岁的小方选择坐在了记者的对面，他俩都是艾滋病感染者。
老何说，站出来是想告诉读者，抛去眼泪、悲伤、焦虑，挺过来的我们，真的，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
一年前被确诊为感染者的老何已度过那段煎熬的日子，但回忆起那段经历，轻松的表情瞬间现出恐惧。
而脸上仍透着稚气的小方只有16岁，今年3月份，来郑州玩的他听朋友建议，进行了艾滋初筛，15分钟后，结果出来，他为阳性。
此前，刚刚初中毕业的小方从不知道艾滋病为何物，结果是阳性意味着什么，“我以为就跟得了感冒一样”。
“很多感染者刚知道结果时，要么过度恐惧击垮精神，要么因为无知而无畏。”艾滋病感染者帮扶公益组织——河南三禾工作组负责人吴涛说。
被发现时，老何的病情已非常严重，免疫细胞CD4只有80，而正常的最低标准也要410。
服的药中有种药的副作用就是呕吐，因为免疫力低，老何的反应更强烈。
“整整吐了4个月，每天只能喝点面汤，然后尽量压着，但最多半个小时又吐出来了。”老何回忆，那时身高1.75米的他，体重不到100斤，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
而小方因为发现得早，不用服药也很精神。吴涛说，这就是感染者早发现、早干预的重要性。
45岁的他
无意中发现我的化验报告 儿子当时就哭了
后来，一位专家帮老何调了药，呕吐才停止。
“虽然痛苦的时候生不如死，可一旦能吃饭，求生的欲望立刻来了。”老何说。
如今，老何面色红润，不知情的人很难想象他是一位艾滋病感染者。
“这几次检测，我的病毒载体都为零。”他高兴地说，只要每天准点吃药，病情是可以控制的，如今，他又找了新工作。
不过，老何说，最关键的，还是他找到了“组织”，有了倾诉的地方，此外，就是家人的支持。
如今，母亲、妻子、弟弟、妹妹都知道他的病情，但谁都没抛下他。
“妻子刚知道的时候，只是哭，有过抱怨，但一次分手的话都没说过。”老何说，最让他揪心的是远在外地上大学的儿子。
今年放寒假时，儿子无意中发现老爸的化验报告，“只看了一眼，就啥都明白了。”老何说，儿子当时就哭了，可是后来他奶奶对他说，你越哭你爸越难受，儿子后来在我面前再也没哭过。
“以前往家里打电话，儿子都想不起我这个当爸的，可如今，每次都要问问我的身体咋样。”老何说，亲人的支持，让他能保持好的心态，身体的免疫力也会跟着提高。
声音
谣言，是对他们的丑化与歧视
不过老何最担心的，还是来自社会的不公平待遇。
他听说，外地一位艾滋病毒携带者脑梗需要搭支架，在综合医院是个普通手术，可专科医院做不了，家属跪在地上求也没用。
前段时间，一条“艾滋病人往食物中放血”的谣言四处传播。
老何说，隔一段时间都会有类似的谣言出现，其实这是对他们的丑化与歧视。
“我认识的感染者，没有一个仇恨社会，相反，他们在用心思考着怎么能继续生存在这个社会。”老何说。
工作时，每次吃药，老何一定要躲到没人的地方；和同事一起吃饭，尽管知道不会传染，但他也自觉地把饭菜先夹到自己碗里。
小方则没这么幸运，他被确诊后，县里的疾控车找到乡里，再通过村医找到他们家。
随即，父母知道了，邻居也有所怀疑。前不久，有位艾滋病毒携带者被暴露身份后，气得要拿刀砍人。
吴涛说，其实不光社会上的人需要改变观念，政府也需要。比如对于艾滋病感染者的随访，他们叫随访管理，为什么不能叫随访服务呢？
不过小方说起这些，一脸轻松，采访期间，他不时跟着老何补充自己的经历，就像在说别人。这个16岁的孩子，染黄头发、穿橙色运动鞋，玩着诺基亚最新型手机，但他还不能完全明白，他的未来将承受什么。
日前，省卫生厅在作全省艾滋病防治工作情况汇报时，特别提出社会对艾滋病的歧视普遍，而这种歧视不利于发现感染者，不能进行随访、治疗和管理，影响防治工作深入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