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宿舍穿过一个街心花园，再过个地下道就到学院了。库兹涅佐夫海军学院创建于1827年，是俄罗斯海军最高学府，主要培养海军少校和海军中校级的指挥军官和专业技术军官。朱文彬和他的同学们从周一至周六每天上午8：50参加学校的早点名，之后9：00开始上课，早上四节课，下午两节课，中午只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这时就只能吃点饼干喝点茶。用朱文彬的话说，“在国内多少年也不吃饼干了，在学校现在成了充饥的好东西”。学校生活虽然紧张而辛苦，但令朱文彬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们的保密意识和环保意识。
朱文彬学的是“海军战役指挥专业”，他说，学生们上课的教材都放在保密箱里，“就像我们国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古老的密码箱一样”，每个学生都发一个保密章，学生们凭借出入证、保密章领取教材。教材不是我们中国人理解的全新的泛着油墨味的新书，而是已经被很多届学员用过的书。大家在使用时，只能用铅笔在上面画，归还时还必须用橡皮擦掉，这样做绿色环保，还减少了很多的浪费。笔记本由学校发，但本子上每页都盖有编号，共有多少页交还时是不能缺的。下午5：40左右返回宿舍前要交还保密箱，教材、笔记本一样也不能带出学校。“那考试前复习怎么办？”我很关心地问。朱文彬说：“考试前可以把保密箱借回来看。”
说到考试，俄罗斯军校的毕业考试非常正规，考试前学校会成立一个专门的考试委员会，委员会主席是北方舰队总司令。考试没有笔试，通常是出40道复习题，包括整个学期的内容，然后进行抽签。一个签上有三到四个题目。有半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回答问题时，即使要点都答出来了，老师也会问一些与题目相关的问题，都答上来了得5分，如果只答了题面问题相关的内容没答上来，只能得4分。朱文彬上三年完成班时共有三四十门专业课，而且每门功课他都拿到了5分，是当年海军学员之中唯一的。朱文彬记得很清楚，当年全院300多人毕业，金牌学员只有4人，其中3名是俄罗斯本国学员，只有他一个是留学生，为此学校对他还专门加了一场考试。当时他的面前坐了十几个人，有北方舰队司令、主管的院长、教研室系主任，所有的人都证实了朱文彬的“金牌学员”称号是名副其实的。
学校的毕业典礼非常隆重，俄罗斯海军副司令、彼得堡副市长、各界政要以及牧师等都前来参加。朱文彬的毕业证书和金牌是由海军副司令颁发的，与普通毕业学生蓝色封皮的毕业证不同，“金牌学员”的毕业证书封皮是红色的。不仅如此，每年的“金牌学员”还会应邀光临克里姆林宫接受俄罗斯总统的接见。这真是一段光荣岁月，“我的金牌上全是同学的牙印”。朱文彬笑着说。
伏龙芝军事学院是世界四大军事名校之一，来这里读书意味着你的校友是：苏联著名的朱可夫元帅，我军的刘伯承元帅、刘亚楼司令员。这里的教员大多经历过战争，他们说，站得住脚的军事理论必须具有“血腥味”。
当得知要到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时，来自中国南京的邬建华毅然放弃了在读博士，踏入了这所几乎每一寸土地都有将星痕迹的院校，前苏联赫赫有名的朱可夫元帅、科涅夫元帅、崔可夫元帅……这些现代军史上响当当的名字都出现在学校的毕业册上。学校与中国的渊源也很深，刘伯承元帅、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原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也都毕业于此。
准确地说学校应称为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诸兵种合成学院，但无论俄罗斯人还是中国人都习惯地称之为伏龙芝军事学院。它因培养出了数以万计的出类拔萃的军事人才而与美国西点军校、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以及法国圣西尔军校并称为世界“四大军校”。
伏龙芝的雕塑树立在学生公寓对面的街心花园中，在秋日傍晚的夕阳映照下显得格外生动。穿过街心花园，我来到了六层楼高的“D”形结构的留学生公寓。学生们都称呼它为“洒一把”，其意是“冰球”一样的房子。中国留学生都住在“D”形一竖那面的四层，庭院中的白桦树正好与窗齐高。
宿舍不大，但一面桌上立着的五星红旗格外显眼。平时大家由于专业不同各自忙碌，只有公共厨房是大家能在一起聊天畅谈的地方。我们的采访就是在冰箱、微波炉和油盐酱醋中开始的。大家听说有国内的部队媒体采访，特意在下课后准备了水果，而这些对于经费相对紧张的中国学生而言简直是奢侈品。邬建华、关守强、刘雁冰、朱顺龙、李银海五位军事留学生与我围桌而坐，他们的眼中是见到祖国来了战友的那种欣喜光芒，但当聊到学习感受时，他们每个人似乎都沉静下来，那是一种经过碰撞和沉淀的体悟……
我在采访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俄罗斯的军事理论非常系统、科学、全面。一位俄罗斯教员说，站得住脚的军事理论必须具有“血腥味”，一个理论观点的提出，要经过战争实践的反复论证和检验。正是因为理论有了丰富实践的支撑，才能让学生们真正地信服。
在俄罗斯军人的头脑中，没有平时，只有战时。所以军校教学都是为了更好地完成作战做准备。邬建华以前在连队当过指导员，到俄罗斯后学习的是“部队筑城和伪装专业”。他留学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俄罗斯军事教育非常注重实践性，与部队贴近。就拿课堂教学来说，俄军最先进的武器会放在学校里，学校的教学场地保障也非常充分，譬如讲弹药的教室里，不仅有各种炮弹的实物，还有厚度不一的钢板，都被炮弹打过，每种炮弹的毁甲、穿甲能力一目了然。
大家还有一个普遍感受是，俄罗斯军队的“条令意识强”，不论是战术课还是兵种课，其基本教材都是国防部批准颁发的各种条令条例，真可以说是一本条令统管三军。连俄罗斯教员都说，只要把条令条例背熟了弄清楚了，毕业后你就会组织部队的训练，战场上你就能指挥部队打仗。
对于军事留学生而言，每天的生活轴线基本上只限于寝室和教室这两个点。紧张的学业使他们倍感压力，而做饭就成了他们最好的减压方式。这些营团职的大老爷们儿，出国前鲜有会做饭的，俄罗斯的生活已经将他们磨练得生命力像小草一样顽强，我相信即使将他们扔在一个荒岛之上，他们也会把自己照顾好。不会做饭，就上网查或打电话问问家人怎么做，现在每个人都会几道拿手菜：老邬做红烧肉最拿手，老朱的鱼烧得有滋有味，老刘蒸馒头不错，已经获得了“馒头王”的美名……偶尔他们也会“含着眼泪喝酒”，正如邬建华在文章中写道的：这就是青春，让你磨练的时光；这就是莫斯科，让你久锻成钢。
当汶川发生地震的时候，刘运胜正在俄罗斯军事医学院学习。他一刻不停地盯着电视，看着他的同学们奋战在一线，看到他留学的师兄在灾区如何将所学的知识化作现实的科学救助。因为有一个好的平台，他回国后的事业顺风顺水。问他出国最大的感受，他说：“出了国，更爱国！”
在圣彼得堡领事馆见到刘运胜时，他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出了国，更爱国！
刘运胜是俄罗斯圣彼得堡基洛夫军医学院的留学生，专业是卫勤战术与组织指挥。通俗地说就是战争或是灾害发生的时候，如何组织好伤员的抢救工作，如何高效地让伤员得到最快最好的救治。汶川大地震发生时，身为四川人的刘运胜非常焦急，更急的是他学的就是救助的专业，可却不能回国出力。那时候刘运胜只要没课就盯着电视看中国的救灾情况，他发现他所在的第三军医大学的同事们在赶到灾区的医疗队中，还有俄罗斯军医学院的师兄已学成归国正奋战在抗震救灾的一线。虽然现场工作头绪繁杂，但师兄以他所学的知识进行科学分类，现场平静，有条不紊……刘运胜恨不得马上飞回去与同学同事们一起战斗，但他明白，俄罗斯在灾害处理上非常有经验，用有限的三年学习时间最大限度地汲取知识和养分，才是他当前最实际的爱国行动。
每天上课，刘运胜都要坐地铁从住所到学校，经常会有俄罗斯人要求与他合影，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的新式军装很漂亮。但提出合影要求最多的还是中国人。因为俄罗斯军医学院位于列宁广场，这里是1917年列宁从芬兰返回俄罗斯领导十月革命发表演说的地方。学校的图书馆附近就是著名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每次经过总能碰到中国游客，“他们看到我们军事留学生一般都会瞪大眼睛，不相信在圣彼得堡的土地上会遇到中国军人，于是纷纷要求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