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前，为了躲避超生的2500元罚款，何欣刚满月，夫妻俩就抱着孩子离开了河南老家，继续回北京打工。那时，他们打算赚了钱再给女儿落户，结果“今年拖明年，明天拖后年”，接连错过了几次人口普查，有关女儿出生的一切文件也在颠沛流离中遗失了。
夫妻俩在北京待了20多年，他们在超市卸货、在市场卖菜，帮人洗车，租住在城中村。
在哥哥何磊的印象中，妹妹很少说话，“一天不超过十句”。在妈妈的印象里，女儿从小最喜欢的事就是上学。夫妻俩说尽了好话，得以让女儿在北京读完了小学和初中。在离家很远的私立学校上小学时，有一次没赶上校车，她急得直哭，爸爸又单独把她送去学校。
但这位父亲已经无力再送女儿往前走了。被肝病带走前，他一次次从北京往河南老家跑。“鞋子掉了底儿舍不得换”，前前后后在户口上花了不下3万元。直到生命的最后，这个中年男人还在念叨“欣欣的户口”。
户口还是没有着落，需要出具的文件中又多出了父亲的死亡证明。李英改嫁到河北涿州，不满20岁的哥哥接过了父亲丢下的接力棒，接着跑。
“以前没钱，现在我们认罚！罚多少都行，只要能把户口上上！” 回到快餐店的宿舍，李英蜷着腿坐在床边，她坚信女儿会有出息：“算命的说，我家欣欣连新加坡那么好的地方都能去！”
但何欣连火车都没坐过。因为没有户口，何欣没能拿到高中毕业证，没去过网吧。办不了银行卡，她无法领取贫困补助。没有学籍，同学们参加会考的时候，她只能一个人回家。更糟的是，如果不能在11月高考报名之前办下户口，她将没有机会在高考试卷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躺在宿舍的铁床上，李英经常为这事失眠。不足20平方米的屋子里没有桌椅，靠墙摆着4张铁床，贴墙拉着的一根细线上晾着毛巾和袜子。晚餐开工前，李英有一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一天下来，“要刷几千个碗”。
何欣则迅速适应了新生活。和母亲一起离开北京后，她开始在涿州郊区的一所高中借读。联欢会时，她做主持人，运动会上，她报名参加短跑。同学们喜欢到她家写作业，一起步行上学。在班主任眼里，这个被称为“学霸”的女生其实“挺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