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虚构与否、民族性别等问题，喜剧等文化艺术之所以被当成情感的重要载体，就在于它们将现实生活进行不同程度的夸张和变形，让民众感受“艺术的真实”。花木兰在文字里“将军百战死”，和在舞台上“花痴嘴馋”，前者抽象后者解构，区别只是夸张和变形的程度不同。这个协会那个代表声讨或绥靖贾玲的目的，说到底就是借机营销，扩大名声，抢夺故里，无论用什么搭台，都是为了经济唱戏。成为社会事件的喜剧，沾染了闹剧的色彩。
不少网友发起“贾玲保卫战”，反对道歉，因为文化艺术不能只发出一个声音，百花齐放就得“不合时宜”，就要“有违公众审美习惯”。大胆地挑衅主流审美的作品未必都是好的，但好作品必然不会媚俗，不会刻奇，你好我好只会结出先天愚型不喜不悲不怒不惊的丑陋果实。显然，贾玲创作喜剧的禁区，可以是法律，可以是道德，但肯定不能是民众喜怒无常的脸色，否则舞台上只有悲剧可演了。
鲁迅在《集外集拾遗补编》中记载了独幕话剧《子见南子》在1929年的遭遇：曲阜一所师范学校排练了林语堂的话剧《子见南子》，衍圣公后人控告他们侮辱孔子，令族人难堪。几番调查和文字攻讦后，校长宋还吾调走另任，被砸了锅。眼下，花木兰还没消停，陈凯歌因《道士下山》又遭遇道教界讨伐，称其丑化道教，竟让道士有淫欲，还向和尚求忏悔。如不出意外，还会有人继续上蹿下跳，要这个道歉，那个忏悔，其余谢罪，用受害者心理从人性的门缝里，将所有正常的事物都看扁了。
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奥威尔悲观地描述出人们恐惧后的顺从。在这个复古的时代，有些人要掌握过去，大家打鸡血一样争相搬出腐朽的牌位，迫不及待地磕头，脚后跟踢疼了屁股却不自知。客观说，贾玲版“花木兰”并不信达雅，也容易叫人感觉俗不可耐，但这都是喜剧领域的事情，花木兰有后人都不应干涉。现如今，“道歉界”无知者无畏，用流氓式的粗鄙，挑衅民众的理性，上演出真正的喜剧，时代注脚的样板戏，终于让人笑着哭了。
文/赵查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