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变
为调查丈夫婚外情，10年里她用坏3部相机和4台录音机，只为证明丈夫有错
时间往回推，推到18年前。那是一切故事的起点：张玉芬起了疑心，开始跟踪丈夫，因他常找各种理由夜不归宿。大半年后，丈夫跟她摊牌，说外头有了新人，要同她离婚。张玉芬当然不肯，男人就在晚饭时借口上厕所逃走，再没回家。
“我做得那么优秀，把家照顾得那么好，他凭什么？”张玉芬至今不能释怀。她上世纪50年代末生，从小争强好胜。“文化大革命”时是跳忠字舞的红小兵，得了好几年的“五好战士”。上世纪80年代买断工龄后，她练气功、学中医，给人看病、按摩。又因为口齿伶俐、能言善道，她在西安毛泽东敬览馆等地当起了解说员，也是经常拿“先进”。
她接受不了婚姻的失败。丈夫出走之后，张玉芬一星期没吃没喝没出家门。稍微缓过神来，心里生起愤怒和怨恨：“二奶像当年的日本鬼子，践踏中国，所以要打。枪杆子里出政权，打的就是你”。自己经营20年的家，绝对不能拱手让给别人。至于背叛家庭的丈夫，也不能原谅“要闹大，闹臭他。臊死他。”
经人指点，她决定告丈夫重婚。这时候她面临一个问题：重婚需要证据。张玉芬开始了跟踪取证的过程。第一次为了找到丈夫与情人同居的“窝点”，她跟了丈夫半个月。为了躲她，丈夫频繁搬家，她每次都从头找起。10年时间，张玉芬用坏了3部相机、2架望远镜和4台录音机。她搜集的证据包括邻居认为张玉芬丈夫和情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录音、两人同进同出的录像，还曾带人破门而入、“捉奸在床”。
张玉芬前后共11次以重婚罪起诉丈夫。在此期间，她曾在媒体上登广告寻夫，曝光他和第三者的工作单位和照片。但法院认为，她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姘居，不能证明重婚。她的11次起诉均被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在别无选择下，她无奈地提起离婚。2007年6月5日，离婚判决书下达。法院基于对张玉芬靠低保生活的困难现状和她在造成夫妻感情破裂方面并无过错的考虑，将婚内最重要的共同财产——— 一套单位住房判归张玉芬。
10年里，她只做了同一件事：证明丈夫有错，维护尊严，争取离婚中的有利形势。这种决心和意念是不多见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是张玉芬自认的人生信条。她吃不了亏，也绝不示弱。她喜欢研究历史，读《孙子兵法》，学习斗争的策略和技巧，还喜欢琢磨历史上的名女人。在多年前一次接受采访时，她说过这么一句：“像吕后、武则天、慈禧这些女人，可以总结出一句话：无毒不丈夫。”
这10年的前半段，她形单影只；后半段，她开始有同伴。张玉芬到妇联投诉时，陆续认识了九个相同境况的女人。出于相同的绝望、恨意、困境，她们组成了“打二奶游击队”，在西安各地展开行动，方式激烈：在街上拉住二奶就打，边打边骂，扒衣服、脱裤子，打完就跑。
这种粗暴的方式惹来极大争议，也数次惊动警方。她和当地的妇联关系僵持：她觉得妇联无能管不了事儿，妇联觉得这女人行为乖张偏激。
事情传到家人的耳朵里，当时母亲和姐姐都哭了，觉得她不值得，不如直接离婚。不过，这是她在七年前的访谈里提到的。现在，她绝口不提自己的家人，说除了儿子家里人什么都不知道。
“行动队”
她传授跟踪经验、策划行动、鼓舞士气，在原配和小三大打出手时拉偏架
张玉芬不是她的真名。
所有人都称她张姐，包括她在艺术团里一起跳舞的朋友。她的真实姓名好像被人遗忘了。用化名是曾经采访过她的记者出的主意，因为她在
媒体上越来越有名了，要开始保护隐私。
随着“二奶杀手”这个名号的传播，全国各地遭受婚外情伤害的人都找上门来。妻子占绝大多数，偶尔也有丈夫。故事情节千变万化，但诉求是类似的。一是情感上孤立无援，需要倾听、安慰和关爱。丈夫出轨，妻子的感受很难被外人理解，最后都是两个字———“离婚”。至于社会层面，“出了这种事情，社会表现得好像是我们女人错了”，张玉芬和很多妻子都觉得，一旦丈夫出轨的事情闹开，身边便会多出异样的眼光，“口水沫子都能把你淹死”。
另一方面是无计可施。她们想要弄清外面那个女人是谁，也想拍照录音取得证据。可她们缺乏手段，所以需要张玉芬的帮助，想要倚靠她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娴熟的跟踪偷拍技巧。
张玉芬把这事叫做接案子。从2003年至今，向她求助的电话号码记满了35本小号的工作手册，平均小半年一本。这些小本子最初她用来记录求助者电话和案情简介，近些年也用来记生活琐事。
这个女“侦探”有太多的故事可讲。家暴殴打、自残自杀、硫酸匕首……大都异常惨烈。一些情节是她亲眼目睹，一些是听闻而来。她曾在电视节目里讲过一个片段，说妻子是教育局的教师，出轨的丈夫是邯郸某法院的副院长。张玉芬说：“丈夫、二奶、二奶的丈夫，还有二奶的哥哥，还叫了七八个男的，在法院门前把这个女教师痛打，打了几个小时，打昏死过去，还不放过，她都倒地了，什么都不知道了，还在打头，然后拽着头发把她拉到井盖边。大冬天的，周围人围得水泄不通，想着这个女的死了。”
对于这个片段，张玉芬向南都记者表示，她当时并不在现场，是听闻而来。既然没有在现场，这故事里的种种情节是否有夸大之嫌？很难有答案。或许正因为这个疑问，再加上张玉芬自己的描述渲染，一些人觉得她说的不能全信。
一个故事的当事人董女士向记者证实，她和张玉芬是如何在楼道里连守七夜，证实丈夫和情人的居所；两人如何辛苦向邻居、保安甚至第三者的丈夫索要证言，但后来证人被收买全部反水；以及法院弄丢了她们搜集的证据原件，丈夫制造虚假的欠条分割财产，等等。董女士也想告丈夫重婚。但重婚没告成，婚也离了，她跟张玉芬倒成了好朋友。
董女士说，张玉芬重义气。董的丈夫曾拿出40万元让她收手，但她拒绝，陪着董继续上法庭。
很多求助者也跟张玉芬成了朋友。她们相互理解、同仇敌忾，常在张玉芬的带领下一齐行动，追查第三者。张玉芬是这个群体的核心。她传授自己积累的跟踪、调查经验，组织策划行动，鼓舞士气。行动中欺骗是必不可少的，她们曾为了进入男人和情人住的小区，随手在街边拉了一老太太，塞了一百块钱，架着她就往里走。“我们说这是谁谁谁的母亲，我们是亲戚，从乡下来看他”——— 用这说辞骗过保安后，她们就让老太太赶紧走，告诫她短期内不能再来附近。
愤怒的宣泄也常见，比如原配和小三大打出手，张玉芬就拉偏架。原配主要上手打，她和同伴就在后面支应，给她造势说“咱们有人不让你吃亏”。自从有一回被告“故意人身伤害”后，她就不积极动手了，但反击绝不手软。为了不惹私闯民宅的官司上身，破门而入的动作都是由捉奸的妻子来做，张玉芬以“搭个帮手”的身份，跟到屋子里拍照录像拿证据。有时，情绪一上来，她们也干过把小三衣柜里的漂亮衣服都掳走，在高速路上一把火烧了的“过瘾事”。
她记忆力非常好，对十来年前的事情细节信手拈来，她还时常向一家著名的情感类杂志社提供案情故事，并和这本杂志保持了不错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