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香玉捐献飞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义举感动了众多的人。上海《大公报》分馆特约记者、开封市新华书店退休职工巩起恒听说常香玉来开封义演捐献飞机，立即赶到人民会场采访，虽然没见到常香玉本人，但从陈宪章的介绍中，深受感染。他一口气写了五页稿纸，寄往上海《大公报》。报社编辑有点犹豫：一位艺人要捐飞机，这事能办到吗？经过研究，《大公报》1951年10月12日的第四版发了一条简讯。毛泽东主席看到了这条新闻，非常兴奋，对身旁的新华社首席记者帅鹏吩咐，你马上给新华社河南分社打电话落实一下，如果确实无误，要在《人民日报》上大力宣传。很快，《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文章《爱国艺人常香玉》，常香玉捐飞机的事迹迅速传遍大江南北。
观众被常香玉的爱国热情所感动，掀起捐钱捐物的热潮。截至1952年5月底，全国各界人民共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55650.37万元(新币)，可购战斗机3710架。全民性的增产节约运动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52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827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77.5%。几项主要的工农业产品的产量都已超过新中国历史上最高年产量。其中粮食产量为16390万吨，超过历史最高年产量17.9%；钢铁产量为135万吨，超过46.2%；棉花产量为130万吨，超过53.6%。
为了表彰常香玉的壮举，经中央军委批准，空军特命名一架米格15战机为“香玉剧社号”，由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会长郭沫若亲笔题写机名。1952年11月12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宴请来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的香玉剧社全体人员，应邀参加宴会的还有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张季纯。常香玉在致词中说：香玉剧社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广大人民的支持、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英明号召，以及各地抗美援朝分会的帮助。香玉剧社全体人员将继续努力，为抗美援朝和建设新中国而服务。
在完成捐献一架战斗机的任务后，常香玉1952年2月载誉回到西安，郭沫若给常香玉发来贺电。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西北文联举行了庆功大会，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到西安访问的将领参加庆功会，大家高度赞扬常香玉的爱国行为。
为了回顾捐献义演不寻常的历程，陈宪章向有关部门写了一份总结，西北局宣传部部长张稼夫把总结转呈给习仲勋。习仲勋审阅了这份材料，在上面作了“爱国主义的典范”的批示。习仲勋在办公室亲切会见了常香玉和陈宪章夫妇，对常香玉说：“你和你的剧社，倾注全力，用自己演出的收入捐献一架飞机，这对志愿军、对全国人民都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香玉同志，你是当之无愧的爱国主义的典范。你们的爱国壮举，在全国乃至国际，都有很大的影响。”常香玉回答：“义演捐献是我应该做的事。我们不能去前线打仗，但是我们会演戏，只能用这种方式尽到我们的责任。因为有党和政府以及广大群众的支持，才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谢谢习书记的鼓励。”
习仲勋看过常香玉演出的《花木兰》、《拷红》，称赞常香玉唱腔好听，吐字清晰，夸奖常香玉练出了真功夫。习仲勋又询问常香玉的生活情况和剧社的现状，嘱咐她有什么困难可以找西北局宣传部和文化部帮助解决。当时国家正处于经济恢复时期，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作为西北局的主要领导，习仲勋日理万机，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十分关心常香玉，关心一个民间剧团，这种深入实际、礼贤下士的作风，让常香玉十分感动。
“谁说女子不如男？”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闻听常香玉的感人事迹后，专门接见了她，紧紧握住她的手说：“常香玉，你真不简单！”周恩来总理称赞说：“香玉同志，你很了不起。”1952年10月，观看常香玉演出的《拷红》后，毛泽东握着她的手说：“你这个香玉了不起嘛，我应该向你学习。”
“花木兰”奔赴枪林弹雨的朝鲜战场
当命名为“香玉剧社号”的战机呼啸在朝鲜战场上空打击侵略者的时候，艺术家常宝坤赴朝慰问时不幸壮烈牺牲。常香玉深受触动，向上级提出赴朝鲜前线慰问的请求。陈宪章解放前曾在国民党三青团工作过，具体到赴朝慰问演出这样重大的政治任务能否随团赴朝，有关方面领导颇感为难，几经反复，还是不同意陈宪章赴朝。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常香玉想不通，1953年3月16日忍不住给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写了一封信：“我的爱人陈宪章曾在一九四三年以前在反动派三青团做过三年工作，我们结婚后他就脱离了。我爱新中国，我爱共产党和毛主席，当然他应该向政府把历史彻底交代清楚，为此他不去，我当然毫无意见。不过领导上在事前并不是这样谈的，说是为了修建香玉剧院，说是建筑很重要不叫他去，而我总认为朝鲜的工作是重要的。自香玉剧社成立以来，全部的工作都是他领导。我是社长，他是副社长，但我是只演戏不做其他工作的。赴朝慰问我认为是我最具体的爱国表现，更是一件大事，我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宪章又确实是我一个最得力的助手：我的工作靠他安排，我的生活由他护理，我的学习由他帮助，我的讲话稿和所发表的文字又都是靠他写的，所以从剧社工作上他是执行副社长，从我个人的工作上他是我的助手。”“我思想上很不明白：因为第一次在西北决定赴朝时，剧社只有五个人，是包括宪章在内，宪章并曾主动提出了他的历史问题，领导上仍是决定他去。第二次在北京会演时，决定去四十三个人赴朝，又决定他去的，没有什么问题。在政务院给毛主席演出时，宪章也曾主动提出来他的历史问题，经西北的干部和政务院保卫机构联系，仍决定叫宪章领着去演出，这些都没有问题。但这一次不叫宪章去，我无法想明白这个问题。”
